密码朋克的历史追求一个匿名的独立的数字货币、可以保护买家和卖家的隐私的梦想在比特币诞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不管福布斯、无线、大西洋等杂志多少次宣布这个梦想的讣告，但它还离真的死去还远着呢。

1992年，蒂莫西·梅，一个退休的物理学家，邀请一群朋友到他加州圣克鲁斯的家里讨论刚刚诞生的互联网与隐私。在过去的十年里，威菲·迪菲的公钥加密和菲尔·齐默尔曼的PGP加密已经被证明用于控制数字信息访问权方面很有效。由于世界各国政府担心失去对权力与信息的控制，开始威胁要禁止这些加密工具被公众使用。

梅和他的朋友们所做的正是政府所担心的，他说：“正如印刷术改变中世纪社会权力结构，削弱了行会权力，加密法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性质和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这个小组为自己取了个名字：密码朋克（cypherpunk），就像是捍卫数字世界公民隐私的超级英雄。短短一周后，联合创立人埃里克·休斯就写了个程序，可以接收加密邮件，擦除所有身份标记，并将它们发送回用户列表，当你签名后，你会得到休斯的回信。

1993年，埃里克·休斯和其他几个人，创建了一个“密码朋克邮件名单”的加密电子邮件系统，简称“密码朋克”。 据约翰·扬介绍，“密码朋克”用户约1400人。这些人逐渐形成一个非常私密的圈子。

密码朋克认为隐私是一个好东西，并希望能在更多的领域保护个人隐私。密码朋克认识到那些想要保护个人隐私的人必须创造自己的加密法，而不是使用政府、公司或大型公共机构免费提供的加密工具。密码朋克诞生的背景直到20世纪70年代，加密技术仍然仅限于军事和情报领域。然而，随着两个出版物的出版，这项技术在公共领域被广泛使用：其一是美国国家标准局（NBS）于1976年公布的《数据加密术标准》，这些标准直到现在仍被广泛使用。另一个则是惠特菲尔德·迪菲和马丁·赫尔曼出版的《新密码技术指南》（注：1976年）。这是第一部关于密码技术的公共出版物。
人们开始公开讨论加密技术，并检验它的政治和社会的后果。这些事情影响重大——一方面，密码技术可以用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政府与企业的秘密；另一方面，它同样可以被罪犯用来隐藏他们的方案或者利益。加密技术到底应该被自由使用还是严格禁止？这个问题从加密技术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人们争论不休。

上世纪80年代末，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和思索逐渐汇聚成了一项运动。这是“密码朋克”诞生的背景。密码朋克宗旨“在电子信息时代，个人隐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是必需品。我们不指望政府、公司或者其他什么不要脸的组织来承诺我们的隐私权。我们必需保护我们的隐私。必需有人站出来做一个软件，用来保护个人隐私……我们计划做这样一个软件。”——《密码朋克宣言》。密码朋克讨论什么“密码朋克”的活动在1997年前后达到顶峰。约翰·吉尔摩的一个邮箱显示：从1996年12月1日开始到1999年3月1日，这个“名单”平均每天发送30条信息——我们可以相信，在此前应该会有更多。最高峰时，平均每天有能达到上千条。

这个圈子讨论的话题包括数学、加密技术、计算机技术、政治和哲学，也包括私人问题，有时候还会互相扔一些垃圾邮件，整垮对方的邮箱。阿桑奇在这里曾发过上百封邮件，按约翰·扬的话说，这些邮件充分体现了阿桑奇的能力、智慧、口才以及对政府的蔑视。约翰·扬还说，阿桑奇在一封写给他的邮件中已流露出建立“维基解密”的想法。

阿桑奇在这封写于2001年10月23日的邮件中说：
“谁重塑战后美国的自由？人权活动家推动强大的游说集团，而游说集团又推动国会中虚伪的立法者，结果是，自由的本质变了味。或许，把这个链条缩短是个好主意。或许，让每个人都自由行事，率性而为，这个办法至少在荷兰很管用。”密码朋克与宪法第一修正案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前10条修正案的第一条，即著名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这项修正案对美国影响巨大。当今美国媒体所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源于此。它几乎成为美国媒体或个人言论自由的护身符，不可动摇。以至于美国人把它颂扬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密码朋克”的成员也多次运用这项修正案，与美国政府机构对簿公堂：1994年，“密码朋克”成员菲尔·卡恩指控美国国务院对密码技术的出口管制。当时，美国国务院规定，有关密码技术的出版物、磁盘如果要出口，必需获得许可。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丹尼尔·伯恩斯坦恩在“密码朋克”的支持下，起诉美国国务院，理由是国务院对有关加密技术源码出版物的出口管制违宪。他赢了这场官司，对出版物出口管制的规定也因此作废。

由于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约翰·扬可以坦然面对联邦特工，一口回绝他们让他撤掉有关美国核设施高精度照片的要求。或许也是由于第一修正案的影响，美国政府对阿桑奇没有采取强硬措施（阿桑奇曾说，美国一直在提倡和标榜“新闻自由”，“维基解密”也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他享有自由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公众知情权与国家机密、个体自由与集体安全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现在，美国人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项目主任皮勒教授认为“维基解密”是为泄密而泄密，言下之意是指责该网站的行为“不负责任”。最新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并不支持“维基解密”的所作所为。皮尤大众与传媒研究中心今年8月对1000人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5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维基解密”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并不是正确的事情。密码朋克重要成员密码朋克成员往往是IT领域的精英，包括：
菲利普·希默曼（PGP技术的开发者，“密码朋克”的创始者之一）
约翰·吉尔摩（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明星员工，也是“密码朋克”的创始者之一）
斯蒂文·贝洛文（美国贝尔实验室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布拉姆·科恩（BT下载的作者）
蒂姆希·C·梅（英特尔公司前首席科学家）
菲尔·卡恩（贝尔实验室研究员）
约翰·扬（惠普前CEO）
朱利安·阿桑奇（维基解密创始人）
中本聪（比特币发明人）
中本聪与密码朋克

中本聪在密码邮件组中是一个年轻后辈（可能30岁出头），但地位十分显赫，虽然没有任何来自密码邮件组的成员对中本聪的评价，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中了解中本聪在其中的地位。
1、哈尔·芬尼（PGP加密的发明人之一）是中本聪的早期助手，人们亲切的称他为中本聪的“沃森”（沃森是电话发明人贝尔的助手）哈尔・芬尼（Hal Finney）

2、2011年，维基解密宣布支持比特币捐赠，社区一片欢呼。消失已久的中本聪却在论坛发贴警告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他建议阿桑奇不要接受比特币捐赠。维基解密后来淡化处理了这件事。那也是中本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这暗示了他对阿桑奇的不小影响力。

3、中本聪的地位比密码学货币的先行者大卫·乔姆要高，大卫乔姆是什么人，大家可以重温凯文·凯利20年前写的《失控》，在那本书中凯文·凯利对其浓彩重墨，宛如在为乔布斯一样的科技明星立传。两位天才不同的是，前者失败了，后者却汲取了前者的教训。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凯文·凯利对比特币持悲观态度（《技术元素，隐秘的匿名市场》），前者的失败太痛心了，凯文深爱着大卫，以致于他已经不太相信中本聪能力挽狂澜。

中本聪不像凯文那样对密码学货币领域那些失败的前辈顶礼膜拜，相反，他对“现在更多的人对90年代感兴趣”不以为然，在与一位研究者的信件交流中（不久前被研究者公布 中本聪和某研究者的信件交流（节选）），他强调比特币的独一无二，嘲弄基于“信任第三方”系统的失败（例如电子现金）。“我希望人们能够有一种区别，即人们认为“我是第一个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无信任第三方为基础的系统的人”。”中本聪的自信可见一斑。

中本聪对这些失败者的反省是，Beenz、Flooz、E-cash、B-money等虚拟货币先驱尝试的失败主要是由其中心化的组织结构所造成的。这是因为一旦为虚拟货币信用背书的公司倒闭，或保管总账的中央服务器被黑客攻破，该虚拟货币即面临信用破产与内部崩溃的风险。2009年2月，中本聪在IRC频道写道：“政府擅长击溃Napster那样拥有中央控制的网络，但是Gnutella 和Tor 这样完全P2P的网络看起来依旧安枕无忧。”阿桑奇与密码朋克阿桑奇在自传中透露的早年“密码朋克”经历，已然为此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当年和今天，我一直都反对的，就是权力机制借机密之名，隐瞒其犯下的罪恶，保护自己。”
阿桑奇成名前，从来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家伙。根据书中他的自述，直到2003年，32岁的他才正式进入墨尔本大学就读；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年仅16岁时，他就已“全身心地投入到计算机世界中”，用邮寄的磁盘和慢腾腾拨号的调制解调器，成为因特网初创时期的顶级黑客。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阿桑奇回顾道，“计算机可以在这消极的世界中为我们开创积极的空间：计算机教会我们重新开始，反对‘自我’，反对‘社会’，在崭新的编码空间中建立起一个没有那么多缺陷、没有那么多腐败的体系。当年我们深知总有一天计算机会改变世界，事实证明它成功了。”

正是阿桑奇那一代黑客奠定了互联网精神的核心——开放、平等、协作、分享和注重个人隐私，而这对当下世界的影响，绝不啻于他的泄密事业。因为，我们今天每个在上网的人都是这种“密码朋克”精神的受惠人，都应该由衷感谢当年那群理想主义者。普通读者——他们中还有不少仍把“维基解密”和“维基百科”混为一谈的——在阅读《阿桑奇自传》时，更需值得关注的，是阿桑奇们在改变世界的尝试中所起的另一层作用：“没有他们的斗争，今天的计算机会预装各种广告，智能手机会嵌入各种监视装置，因特网会在很多方面高压独裁，电子邮件会很容易被拦截，没有隐私可言。大多数媒体评论员都没有看到，当年双方之间的地盘之争是多么激烈，今天很多方面的自由都是当年战役的胜利结果。今天的共识是（密码朋克经常提到），计算机科技在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