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天里，保险业高管Sam有2/3的时间是在隔离中度过的，在这些时间里，他做过志愿者，学会了做菜，目睹了小区被钉上围栏，经历了从定外卖到抢菜，再参与团购的过程。

Sam预期两天后，将重返办公室，但过去了40多天后，他仍然待在家里。

当然，这并没有算上他从上海回境外的家乡时隔离的14天，以及从境外返回上海后，继续隔离的21天，如果把这些时间算上，过去的100天里，有超过2/3的时间里，Sam都是在隔离中度过的。

2022年3月10日晚，应酬归来的Sam回到位于上海浦东居住的地方，刚到小区门口，他看到有很多警察，警察旁边，有警车，Sam心里嘀咕，这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为了解开疑团，他前去打听了一下，旁边的人告诉他，小区里可能有新冠疫情的密接或感染者，听完后，Sam没有直接回住处，而是前往附近的超市，采购了速冻饺子等食品，他估摸着可能会封闭两天，买了大约一周的量。

当天晚上，住处业主群里消息闪烁，大家在讨论的问题是，第二天早上确定无法去办公室上班。

作为一家保险业公司的总经理，居家的第一天，他像往常一样7点起床，在家里做运动，接着吃早餐，并开始他的在线办公生涯。

对Sam来说，吃饭不是问题。

无论在新加坡、台北、香港，还是北京，或者当前在上海，工作了几十年，Sam已经习惯了工作餐，只不过之前同事可能代办，现在轮到自己点外卖，对于配送链条十分发达的中国一线大城市来说，这实在简单易行。

起初两天， Sam通过点外卖解决了吃饭问题，预期的两天后重返办公室并未如期到来，Sam心想，两天不行，三天可能行，三天不行，一个星期可能可以，一个星期不行，两个星期总能行。

但一切显得有点戏剧性——一切都不明不白，没有确定性，没有正式通知，甚至连口头告知亦没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封控。

3月20日，在距离封闭的10天后，小区住户群里有人说“可以出门了”。

和未有正式通知需要居家隔离办公一样，Sam亦未接到正式通知可以出门，但他决定下楼转转，这些天来，他和外面世界的交流，更多通过阳台来实现。

说不上失落，亦说不上开心，能出门后的第二天，Sam重返办公室，正式进入本年度的线下办公状态。

好景不长，意外来的让人措手不及，大约过了两天，Sam住处的居委会通知他，小区封闭，尽管有一万个疑问需要解答，但Sam没有多问，而是听丛安排，继续居家。

此时，上海陆续发布新冠疫情的数据，Sam住处所在的小区，有一半住户是非上海人，大家在群里猜测，根据住处出现的珠丝蚂迹，寻找小区内发生了什么的真相。

信息的流动在这里有些停滞

Sam像居住在一个时空有些错位的地方，很多信息在流转，但没有办法求证，从居委也得不到确切的信息，通知做核酸到成为家常便饭，有时是夜里十一二点，有时是凌晨6点，有时又变为通知做抗原。

Sam对Bloomberg彭博称：

“我常常连续做，昨天前天做核酸，今天做抗原，一天晚上通知第二天做核酸，后来微信群里群情激奋——既然没有阳性，为什么又要做核酸？住户们激烈的和居委抗议，抗议的结果是次日早上改为做抗原，通知的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信息很混乱，管理如散沙，整个很乱。” 

Sam试着与自己和平共处，保持平静的心情，但有时，这种平静亦会被一些意外打破。有天晚上，进入深度睡眠的Sam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外面大声说话，大意是说让他做核酸检测，他看了一些时间，那时是凌晨2点半。

疑问没有人解答，谣言和猜想便飞上了天，人们的心思很难说在工作上、生活中——而是期待着恢复正常秩序的那一天。

小区周围被用栅栏给拦了起来，有消息说，这里出现了阳性，Sam搜寻了上海发布和媒体报道，但没有任何官方渠道证实过这一点。

生活的不便利让做保险管理的Sam挖掘了他做厨艺的潜能和烹饪的潜质。

外卖App开始失灵——点开外卖App，附近的餐馆信息已下线，最近的可以订餐的餐馆在浦西。

吃饭出现问题后，从来没有做过饭的Sam寻思着在线买菜，学着做饭，人生的有些事情，总有第一次，通过在线买菜App，Sam买好菜，再打开教做菜的软件，Sam开始了做饭解决生存的生涯。

“没有想到我做的还挺好吃的。学会了不少菜式的做法。” Sam称。

接下来的日子里，窘迫的现实是，在线买菜的App亦开始失灵。

Sam从上面很难再买到菜，说不上慌张，但Sam还是决定想办法解决问题，他的注意力不得不转移到住户群里，这里的人们和他有点相似，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人们讨论团购，Sam也加入其中。

与点外卖和在线买菜不同，团购对住户们来说更复杂——几十人团购的牛奶、鸡蛋是一批送过来的，有的装在一个箱子里，需要分装，于是Sam主动报名做志愿者，帮团购的人们分装食材，并挨个送到家门口，有时人们亦在群里以货易货，或者共享储备的食物，这让Sam感到温暖。

Sam说：“租住在群租房、公租房的人们生活现状让人感慨。”

Sam有单身小年轻朋友，与人合租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物资礼包发一份，而不是三间房发三份，更窘迫的是，房子里没有厨房，只能吃方便面、吃面包。

 Sam说：“发青菜、发胡萝卜给他们，没有厨房，他们不能干啃，保安、保洁和其他的工人，面临的状况更困难一些，比如，外卖小哥住的不好，白天工作时间长，送东西送不进去，比较辛苦。”

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碎片化打乱后，Sam感受到了封控对工作的影响。

3月20多号后，上海不同小区陆续管控，Sam公司的员工，1/3或一半去公司上班，其余居家办公，Sam的感受是，短时间、或每个月间断居家办公没有问题，但如果连续的时间过长，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Sam说：“我们做的是金融保险行业，要和人接触，不像IT写程序无所谓，他可以一直关在家里写，先封浦东，我们办公室就在浦东，没办法上班，大部分员工住浦西，但也来不了，接着是封浦西。状况是相似的。开始管控时，员工没办法去办公室上班。合作伙伴、客户，还有上下游合作方全部停摆，居家办公。”

Sam的亲身感受是，无法见客户的影响是，有些新的想法、新的方案无法讨论，虽然可以线上，但效能并不好——时间被打散，业务和业绩受到波及。

“生活上的困扰，使我没办法专心工作。住处小区的微信群一直有信息闪烁，比如通知做核酸；需要什么生活物资；团购买什么、如何买，这些信息要一直看。”

作为一名高管，Sam亦关心政策对企业的扶持。

“租国企房租免三个月，中高风险可以再多三个月，这个帮助不太大——上海各处有确诊，但并非界定为中高风险，一些企业没有收入，房租、工资一直付，该付的必须付，但如果收入跟不上，希望配套政策能跟上。” Sam说。

Sam今年50岁，过去碰到过更严峻的考验。他经历过SARS、遇到过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公司的巨大变动，无论是公司的变动，还是人为的变动，影响可能比他此次经历的新冠期间居家办公更大。在他看来，不同国家处理疫情的方式不同，尊重当地政府决策、法律和文化习俗是基本的，选择国际经理人的职业，就尊重这个角色，入境随俗。

“SARS期间我在台北，亦在保险业，当时主要的变化是分开两三个地方办公，尽管风声鹤唳，但很快疫情就过去了，很重要的点是抱怨没用，如果还需要管控，可以计划的是，这期间做些什么，调整心态，我一个人居住，很难得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独处，可以做很多思考和反思，我以前从不做饭，现在可以做几个菜，还蛮好吃，这亦是收获，工作上，我可以想想，这期间可以做些什么准备，以便疫情结束后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