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末，瑞典死于新冠肺炎或死时携带新冠病毒的人数大幅上升，根据截至12月7日（含）的死亡原因证明数据，瑞典共有7035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比11月2日瑞典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多出1001。也就是说，在夏季和初秋的低水平过后，死亡人数再次上升。

虽然这样的趋势与欧洲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但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是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谴责与抨击：瑞典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已经「失败」。

瑞典首相勒文在12月15日公开承认政府犯下错误，尤其是在老年人护理方面，并没有准备好应对二次疫情。当天，瑞典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也补刀说，政府对养老院保护的失职，意味着应对本次疫情造成的影响负有最终责任。两天后的12月17日，一向不问时事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接受瑞典电视台年终采访时，也忍不住直言瑞典已经「败给疫情」。

但事实是，瑞典在新冠死亡人数方面，并没有这么可怕。

《悉尼每日电信报》的专栏记者林内尔（Garry Linnell）表示，瑞典显然成了「过街老鼠」，灾难和惨败的形象都是被包装出来的、故意吓人的垃圾，这折射出的是差到不能再差的数学能力、除了灾难和惨败就想不到其他说法的贫乏的词汇量，或者可能就是想滋生一种欲望，一种我把它叫作「健康法西斯主义」的欲望。

12月16日的数据显示，数据瑞典目前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7667人（每百万745人），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比例排在第23位；而在欧洲大陆，则排在第12位（不包括小国）。

到目前为止，跟官方说法不一致的是，瑞典的第二波疫情似乎比第一波要小得多。在今年截至12月1日的前11个月里，总死亡率比没有疫情的2015年还低，且只比随后几年的总死亡率略高一点。

_{2010-2020年（截至12月11日）的瑞典总死亡人数}

此外，由于去年瑞典的死亡率极低，因此今年和去年的平均死亡率很可能会低于此前的任何一个两年期平均水平。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约有7900名瑞典人，或0.08%的瑞典人死于或在死时患有新冠肺炎，其中四分之一年逾90岁，还有一半年逾80——远远少于灾难学家危言耸听的「如果不封锁就会死10万多人」的警告。瑞典各大小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甚至也没有出现过人满为患的状况。

简而言之，所谓的失败对瑞典人来说不过就是标题党罢了，相比较而言，他们还是今年生活最正常的人。

如果不是媒体无休止地宣传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什么今天破百万，明天破千万的，估计很少有人会知道在瑞典或其他地方竟然发生了疫情，因为这些所谓的爆炸式增长的病例通常来源于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检测数据，而不是真实的就医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的一个更合理的结论是，瑞典的死亡率其实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当，而瑞典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没有采取强制口罩令和一刀切的封锁措施，这些强制措施造成的代价还有待评估。

以美国为例，今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当地时间10月26日，美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下旬至10月3日期间，美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99028人。而且，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的平均年龄偏低，在7月的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时，25至44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出现了明显的激增。这表明，真正的杀手是封锁，而不是病毒。

_{美疾控中心说三分之二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新冠肺炎造成的}

在新冠死亡人数方面，除了瑞典，其他国家实施了时间更长且更为严格的限制。要弄清楚封锁和挽救生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统计天才来做超高等数学，更不用说搞清这两者的因果关系了。

如果真如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说的那样，瑞典失败了，那也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失败了。然而，并没有人指责匈牙利的失败。（上）周四，匈牙利的单日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可比瑞典高呢。

瑞典之所以被单独拎出来，并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是因为它没有效仿他国，而是遵循了传统方法，就跟应对流感这类的流行病一样应对新冠。

所以，瑞典是怎么做的呢？它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什么也没做的放任自流。瑞典政府也发布了抗疫建议并禁止了大型聚会。但它没有强迫公众戴口罩，因为已经有数不清的研究表明，戴口罩是不管用的。瑞典只是试图在健康和广义的福祉之间取得平衡。强行将所有健康人群隔离数月之久，着实太极端了，更不要说如此极端的措施还是没有经过审查的。同理，对健康人群的大规模检测也是一种极端。

从理论上讲，封锁是为了「拉平曲线」，从而让卫生局有充分的应对时间。

老实说，这都称不上是一场有关拯救生命的辩论。成本效益分析会告诉我们，在挽救人们免于新冠死亡上面花的钱，远远多于其他死亡原因的。

每年约有500万人死于传染性疾病，且这些死者都比新冠患者的年龄要小得多。而那些突然对养老院居民充满同情、并敦促要让拥有终身收入的健康家庭做点什么的人，却几乎一点都不关心这500多万死者。

事实上，这是一场关于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的辩论。而这一场辩论的议题是，能否为了目的不达手段，以及为了遏制80岁以上人口死亡率小幅上升的风险，而采取现代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干预措施，是否是正当的。

可惜的是，说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新冠确诊病例和新冠死亡病例估计不太可能改变许多人的想法。

好莱坞老牌女星简·方达（Jane Fonda）说，新冠肺炎就是上帝给左派的礼物——就是这个理。在私营部门不断萎缩的同时，疫情却成功撑起了公共部门。因为疫情引发的恐慌迫使人们向政府寻求安全感。它见证了数百万人得靠政府救助活着，也见证了为保障公众健康，集会、结社、工作、经商等享受私人生活的权利，都被无限期暂停。与此同时，脸书和谷歌厚颜无耻地打着「打击虚假信息」的旗号开始审查异议，也许此举就是为了讨政府欢心吧，毕竟他们心虚啊，害怕政府查水表。

简而言之，2020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花了几个世纪、进行了无数的斗争才争取来的权利，会以多快的速度暂时消失。你猜这些权利得花多久才能要回来呢？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或许应该保留扫码的权利。为什么呢？假设知道你的行踪就可以拯救生命，政府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不跟踪你呢？

至于瑞典，它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引入更严格的监管，瑞典政府已将此前的防疫建议改为明确的抗疫禁令。之前，游行、表演、体育比赛等公共活动和公共聚会的主要限制是不超过50人。现在该限制降低到8人，并将于11月24日生效，有效期为4个星期。政府还希望民众不去体育馆、不去图书馆，且不参加聚会。

很难不把瑞典的妥协看成一个警报，警告我们没有政府能抵制封锁。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的话，确实很简单:封锁不需要任何政治成本。正因为新冠死亡人数具有政治意义，才会有采取行动比不采取行动更安全的说法。

美国社会评论家蒙肯（HL Mencken，1880-1956）曾经说过，普通人想要的是安全，而不是自由。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技术的进步，政府是能够提供更多安全的——但我们的自由却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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