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了千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最有钱的人。前50人中，中国六人上榜，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前两位是元朝皇帝，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强盗。接下来是刘瑾，和珅及宋子文，都是大官僚。

安兰德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财富创造者，一种是财富攫取者。显然，这些人和创造财富没什么关系。伍秉鉴，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他是这些人里少见的商人。虽然他本人是商也是官，但他身上的商人故事，却总被忽略。

清朝前期，中国对外贸易量很小。即使有贸易，也不自由，实行一种叫“保商”的制度。简单说，朝廷圈定一批商人，授权他们做独家生意。这些人先捐个官，领一副顶戴花翎，再拿经营许可，以朝廷的名义做生意。

垄断生意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也不是白给的。他们要为外商做担保。外商没交关税，他们补交；外商犯法，得负责任。中外贸易的一切麻烦，保商都要摆平。当时，这种商人又叫行商，广州只有十三家注册行商，也就是“广州十三行”。

听起来，行商也是国家“干部”。实际上，哪怕见到最小的官吏，行商也会吓得发抖。英国人说过，“在海关监督面前，行商们都行跪拜礼，跪在地上，不停叩头，即使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视线也不会超过对方官服的第九粒扣子，如果不严格遵守这项礼节，行商会遭到责骂毒打。”想像一下，那种奴才侍候主子的诚惶诚恐的样子。

十三行之中，最大的是怡和行，怡和行的老板就是伍秉鉴。伍氏家族是福建茶商，在武夷山有一大片茶山，有很多茶厂。茶叶贸易的最大的问题是运输。要把茶叶从武夷山运到广州，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水路。武夷山没有哪条河道直通广州，他们要先把茶从山里挑出来，运到江西铅山河口，再经鄱阳湖进赣江，辗转进广东，再乘水路进入广州。全程1500公里，挑夫换马队，竹筏换大船，大船换小船。

茶叶是包在锡纸或瓷器罐子里，日晒再雨淋会影响品质。没有严格的管理，就保证不了茶叶质量和供应量。怡和行在茶叶生产和运输花了很多功夫。武夷茶里品质较高的，就是怡和行的茶，凡贴怡和图标的中国茶叶，在西方总能卖高价。茶叶好，信誉好，赚钱就多，伍秉鉴因此发了财。

伍秉鉴不仅和英国人做贸易，还找印度人做代理，与美国人合作。除了做外贸，伍秉鉴还投资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甚至把产业拓展到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怡和行俨然成了世界级的跨国财团。据说，伍秉鉴是第一个在美国登广告的中国商人。

当然，伍秉鉴的成功，和当时的贸易政策须臾不离。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禁绝，仅留广州一口，十三行是特许商行，拥有进出口贸易的垄断特权。不仅内地商人，就连洋商，都要找十三行谈合作。海外热销的武夷茶，丝绸和瓷器不能走东部沿海出境，只能绕道广州。十三行每年有数百艘洋船停靠，上缴税银近一百八十万两。银元源源不断送往大清国库，十三行甚至被人称为天子南库。怡和行作为十三行头牌，其生意鼎盛，就可想而知。

作为当时世界首富，伍秉鉴的资产一共有多少？有人统计，伍秉鉴的资产相当于2000万两银子。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共为4000万两。伍秉鉴的资产可抵政府半年收入，这在全世界商人行列里，都是少见的吧。

伍秉鉴因垄断而兴，也因垄断而衰。前面有说，十三行要享受垄断利益，也要承担义务。根据保商制度，十三行担保的外商出问题，他们要担责任。1817年，有一艘美国船进关被查出鸦片，担保这船的怡和行，被罚了1万6千两银子，其他行商连带罚5000两，罚金是鸦片价值的50倍。十三行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也承担很大压力。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这让十三行面临灭顶之灾。

林则徐到广州时，伍秉鉴派儿子警告英商不要“顶风作案”。事情传到林则徐耳朵里，变成了通风报信，勾结外商。林则徐勒令伍秉鉴劝说英商，要求他们把鸦片交出来。按照英国法律，鸦片属于合法财产，凭什么交出来呢？伍秉鉴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只得自己出钱买了1000多箱烟草，交给林则徐，希望此事就此了结。

鸦片战争爆发后，伍秉鉴捐出大笔银两，帮清军建堡垒、造战船、买大炮。可惜，清军输得一败涂地。为避免广州城生灵涂炭，伍秉鉴又拿出100万两白银，换取英军不进城的承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伍秉鉴损失200多万两白银，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

随着五口通商的发展，广州的外贸特权没有了，十三行生意清淡。伍秉鉴给美国友人写信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1843年，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富甲天下的十三行在清政府榨取之下，纷纷破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