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

有人说，1984年是中国企业家元年。柳传志、王石、张瑞敏、刘永好、南存辉、李东升、曹德旺等人在前后几年投身市场，重新点燃了中国企业家之火。

1992年，小平第二次南巡。

潘石屹、陈东升、郭广昌、冯仑、田源、郭凡生、王功权、易小迪、朱新礼、董明珠、王健林等泛“92派”纷纷下海，中国企业家迎来第二波高潮。

2000年，互联网大潮兴起。

张朝阳、丁磊、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陈天桥等人在前后几年加入互联网创业大军。

从1984到2000年，三代企业家中流击水、各显神通，蔚为大观。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能够兴起，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之火没有完全熄灭，我们还有荣毅仁、褚时健、任正非、张瑞敏、郭广昌、马云、马化腾一众企业家。俄罗斯却没有这么幸运，企业家、企业家之火、市场之光在过去70多年被彻底熄灭。

2019年，是中国企业家特殊之年。

继“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马云退休了；未到中秋，已有10个首富倒下了，有些已深陷囹圄。

他们分别是：山西首富李兆会、河北首富杨卓舒、陕西首富姚俊良、重庆首富尹明善、宁波首富熊续强、园林首富何巧女、河南首富朱臣文、云南首富赵兴龙、青海首富肖永明、浙江女首富周晓光。

今年，刘强东在人生得意须尽欢之时，遭遇“明尼苏达事件”；李彦宏则被当众淋了一瓶水，百度深陷商业伦理泥潭；俞敏洪激情演讲后到全国妇联公开道歉；古稀柳传志再出山，试图拯救联想于“爱国困局”；早已两鬓斑白的朱新礼将亏损的汇源“贱卖”；李嘉诚玩起了段子，写下“黄台之瓜”……

另，王石已经放下，潘石屹告别地产，王健林断臂求生，马化腾压力大增，董明珠赌兴正盛，曹德旺赴美图强。

2020年，退而不休的马云，在最关键时刻栽了跟头。蚂蚁上市被叫停，马云跌落神坛，互联网领域画风突变，那些熟悉的声音渐行渐近。

有人批判中国企业家只顾赚钱没有企业家精神；

有人批判中国企业家靠官商勾结发财为富不仁；

有人批判中国企业家缺乏独立人格、依附生存。

在王、贤、仙、文、士、农、工、商中，没有比企业家更具有争议的角色。

这群最有闯劲的人，像陈江河、骆玉珠（《鸡毛飞上天》）一样走南闯北，吃尽世间千苦，尝尽人间百味。

面对千夫所指，被骂成“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这群最为敏感的人，往往保持沉默，不敢有半句怨言与反抗。

显然，这是一群最富争议的人。

1984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雇佣人数已达140人。有人批判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违反了国家关于私营企业雇工人数不超过7人的规定。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

这年10月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小平对于年广久的问题这么说：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一次，小平保了年广久，也保了企业家的火种。这就是凡人小平的务实、自信与格局。

本文逻辑：

一、最有闯劲的一群人

二、最为敏感的一群人

三、最富争议的一群人

最有闯劲的一群人

在中国，言企业家必称熊彼特，言创新必称熊彼特。

熊先生，只用了奥地利学派三成功力，就将企业家演绎的如此传神。熊彼特认为，驱动企业家的不仅仅有利润，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他认为，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

熊彼特来到管理界、企业界布道，构成了跨界降维打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企业家和学术界对熊式思想推崇备至，形成一股熊彼特研究潮流。六七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兴起，熊式旋风风靡全球。

在众多信众中，“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是熊式创新理论及企业家精神的首席布道者。

1950年1月，德鲁克与父亲一起去看望弥留之际的熊彼特。德鲁克的父亲向熊彼特问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

德鲁克父亲其实是熊彼特在维也纳就读大学时的老师。大学期间，熊彼特年轻帅气，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

如今，30多年过后，师生重逢时，熊彼特已卧床不起，老师还不忘调侃他一把。熊彼特答道：

“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如今人们是否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不再重要。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

8天之后，熊彼特驾鹤仙游。

德鲁克坦言，熊式最后这一席话激励了他。日后，德式“管理的实践”，确实改变了企业界与他人的生活。

1990年之后，熊彼特在中国声誉日隆。德鲁克将熊式思想及企业家精神带入中国。

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告诉中国企业家，创新不仅限于高科技企业，麦当劳、沃尔玛等传统公司也有杰出的创新。德鲁克说：“创新不需要伟大，需要简单、小规模、专注和专业化。”

不过，熊式简版之企业家精神、德式实用版之企业家创新以及中式道德化曲解，企业家之内涵在中国变得颇为复杂。

当年，熊彼特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议，刻意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加以区分。在中国，过去把企业家、商人、富人统统列为“牛鬼蛇神”；改革开放后，得把这事圆回来。这时学熊彼特，将企业家与商人、资本家区分开来。

中国在企业家身上加上道德的光环——善与仁，以示其与唯利是图、吃人不吐骨头的商人、资本家不为同路人。

如此，中国的企业家头上便多了一双道德的眼睛。同时，对商人依然保持着鄙夷的眼神。

李嘉诚倒好，常以“商人”自居，将为股东服务挂在嘴边，放弃企业家之道德重冠。那些标榜中国“首善”、“裸捐”的企业家们，早已销声匿迹。

因此，对企业家需去标签化。

在熊彼特心中，商人受利润驱动，企业家不仅受利润驱动，更受企业家精神驱动。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概括为“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喜悦和坚强的意志。

熊式对企业家精神之解释，只能算是浅尝辄止，但效果非凡。若将以上四大企业家精神，套到刘邦、曹操、袁世凯身上去似乎也是成立的。

因此，对企业家精神需去概念化。

企业家精神，本意为企业家才能，而非“精神层面”。企业家才能并非标签化的“慈善”与“创新”，而是一项跨期调节的经营能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企业家与商人没有本质区别。企业家与商人之眼光远与近、逐利之后与先、格局之大与小、创新之强与弱，完全取决于跨期调节之竞争环境——跨期周期、竞争烈度、制度环境。

在上海“双马尬聊”大会上，中马与美马为何聊不到一块儿去？固然二马有东西方文化、文理学科背景之差异，但关键还是二者所面对的竞争环境决定了彼此认知及选择之差异。

在投资SpaceX和特斯拉之前，马斯克与一小众投资家创办了一个组织，旨在投资未来科技。他们嘲笑硅谷的投行们缺乏远见，将钱投入到140个字符的推特上。

马斯克后来干得都是上天遁地、改天换日的大事业，是企业家之典范。马斯克嘲笑的则是那些只顾“地球”利益的商人。

但是，马斯克是怎么起家的呢？

马斯克在斯坦福攻读物理学博士的第二天就开始创业——创办了一家为新闻机构开发在线内容出版软件的公司Zip2。1999年，马斯克将Zip2出售给康柏，从中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2200万美元。

同年3月，马斯克投资1000万美元，与合伙人创办了一家在线金融服务和电子邮件支付业务公司X.com。

2000年，马斯克将X.com与Confinity公司合并，并于次年更名为PayPal——专注于开发移动支付系统。

2002年，马斯克将PayPal出售给eBay，获得了1.65亿美元。

马云如今最核心的资产支付宝，是马斯克17年前“玩剩”的。在“双马尬聊”会上，马斯克之所以能够畅谈火星、宇宙及生命，是因为其早已脱离了地球。而马云只能在地球里不安稳地打转。

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及物理学时，马斯克就开始深入关注互联网、清洁能源、太空这三大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领域。

不过，马斯克也不是天生的“钢铁侠”。2000年前后，投资邮箱、门户、支付系统都是投资未来。但出售PayPal之后，马斯克将标准拔高到太空与未来。

从地球到太空，从互联网到火箭，并不是商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只是竞争烈度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PayPal出售后，马斯克依然是大股东，但后来在公司内斗中落败被逐出公司。

之后，马斯克才开始启动其火星殖民、探索太空的Space X。不可否认，马斯克是伟大的。因为他真正诠释了企业家的核心才能——跨期经营。

经济系统的本质，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作的跨期迂回生产及分配。分工越精细，协作越紧密，迂回生产越高效，经济福利越高。但是，跨期迂回的周期越长，意味着风险越大，不确定性越高。

而企业家，承担了跨期迂回的所有风险。

企业家，那些通过企业的方式组织人、财、物投入生产，具有跨期调节能力的经营者。与劳动者最大的不同是，企业家支付工资给劳动者，支付租金给业主，买下了未来预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权，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引用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来解释企业家——“企业家是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开创并领导了一项事业的人”。

事实上，承担风险不是企业家的核心才能，更不是企业家的利润所在。风险，不是收益；风险，只是成本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家之所以获得利润或面临亏损，是因其买下了未来预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权。

未来有多久，考验着企业家的眼光、预期、资金实力以及投资战略。马斯克早期的跨期周期在两三年、在互联网、在地球；投资Space X之后，马斯克的跨期周期在十年二十年、在太空、在未来。

本质上，这是由美国市场的竞争烈度决定的。

王石去美国读书时，有人问他，经营一家龙头企业，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哪有空去读书。王石的解释是，中国的竞争没有美国那么激烈，万科稍微做好一些即可领先。

事实上，万科是最具危机意识的房地产巨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万科率先降价去库存。如今，万科高喊“活下去”。跑在最前面的万科感觉前路茫茫，没有了标杆，失去了方向。

王石曾经领导万科多次战略转型，但未能成功。究其原因，还是地产领域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喊着“活下去”的同时，万科依然年入六千亿，毅然决然地跳入旧改市场。在“野蛮人”来敲门时，王石可以说：“万科不欢迎民营企业当大股东”。

亚马逊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同时也是一家高科技企业。但是，同为电子商务公司，为何阿里与京东不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

美国的竞争烈度，逼迫企业家走得更远，跨期调节更长。亚马逊很早便投资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在云计算领域已独占鳌头。

过去四十年，从中国互联网到制造业，都遇到了人口红利、技术外溢红利时代。赚眼前的钱而不是未来，做短期调节而不是长期，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选择。

企业家与商人，没有本质区别，只有跨期调节之长短有别，与道德无关。

在中国，我将中国企业家/商人这一特质界定为“最有闯劲的一群人”。

敢闯敢干，意味着敢投入、敢跨期、敢承担风险。这一度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核心的动力。

若“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不敢闯，不愿闯，不去闯，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最为敏感的一群人

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诸君之所以对熊彼特充满鄙夷之意，主要原因是熊彼特背弃了奥派抽象演绎之方法论；同时，熊彼特对奥派思想的演绎过于表面化、简单化。

在米塞斯、哈耶克看来，跨期调节才是企业家才能的核心，且更具有本质意义。但熊式之演绎，更让企业家、管理学家及大众更加易懂。

奥派从企业家诞生之根源、作用的角度解释企业家之价值，而熊彼特则从企业家“与众不同”之特质的角度演绎企业家之才能。

从跨期调节的角度，我们仿佛潜到水里，透视到企业家根本上的与众不同的之处。若从熊式之“私人王国”、创新的角度，总给人的感觉是在为企业家唱赞歌，为资本家辩护。

企业家的与众不同则是从事跨期经营、迂回生产，而雇员为了规避风险选择固定收益。

早在亚当·斯密之前，爱尔兰经济学家、金融家查理德·坎蒂隆在其《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首次发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

这本书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经济学著作。有些经济学家，将坎蒂隆推举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而非斯密。

坎蒂隆分析了在经济循环中企业家的经济作用。

他认为，相对于一般按时领取工资的人而言，企业家应是冒险者。因为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还是要有一些人需要冒险以期望将来获得利润。冒险的企业家对于循环的生产过程的良好运作和经济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企业家如何应对跨期调节带来的风险？

后来，亚当·斯密并未对此加以探索。相反，斯密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关注市场的效率而非企业家、技术及创新的价值。除了萨伊存有智慧之光外，古典主义集大成者忽略了企业家。

到了新古典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推崇市场均衡及完全竞争，企业家沦为了原子式的主体。

所幸的是，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跳出了实证主义及市场崇拜，发现了企业家的价值。奥派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经济利润的动力归功于为企业家。企业家顶着风险和压力，开拓创新才有利润和增长。

最为生动的解释版本来自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说，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简单明了。

熊彼特习得奥派的非均衡及米塞斯“人的行为”思想。

他说，当经济繁荣时，高利润吸引大量资本进入，然后收益率下降，经济衰退，预示着危机的到来；但经济危机时，大量资本流出，企业家被迫创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与新需求，吸引更多人购买，经济逐渐复苏，预示着经济繁荣的到来。

这就是熊彼特商业周期。在这个非均衡周期中，企业家从事的“创造性毁灭”的工作，推动经济波浪式向前。

熊彼特认为，技术是一个经济概念，即将技术引入经济系统中形成新的经济能力。他还提出，创新就是采用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获取新材料，建设新组织。

熊彼特对企业家之创新的精准解读无疑是实用而令人振奋的。奥派将企业家之创新归为实践知识的掌握及应用。

门格尔继承了法国经济学家杜尔阁的知识分散的主张。早在1751年，杜尔阁就强调：“交易依赖于大量不受人控制的、不断变化的情境，因此也不可能为人所控制，更不用说能被人预测了。”

在迂回生产、跨期调节的经济循环中，信息、知识被分散在每个人脑中。企业家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捕捉信息，然后创造产品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利，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1916年，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完全竞争市场不会有利润也不会有亏损，利润的真正来源是不确定性。

奈特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提出“捕捉不确定性获利”的主张，从而解释了利润与企业的存在。

哈耶克将信息分为分散知识和集中知识，奥克肖特分为实践知识和科学知识，波兰尼分为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米塞斯分为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和关于类现象的知识。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信息是大量分散知识、实践知识、隐含知识、“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

这些信息被分散在每一个人的大脑中，企业家需要不断地捕捉信息、创造信息，发现“错误”然后组织生产、跨期协调以获取利润。

所以，哈耶克说，企业家不是学者，不需要深入的知识，但必须掌握大量实践知识。

索罗斯的经典名言则比奥派、奈特的表述得更加详细、贴切和生动：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但是，正如索罗斯所言，“找到市场的缺陷是需要代价的”。有些人能吃千万种苦，但不能吃读书的苦。有些人能吃读书的苦，但吃不了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苦。后者，便是企业家所吃的不确定性的苦。

企业家从不确定性中生存，对风险的敏感是企业家的本能反应。

企业家依靠创新对抗风险，对创新的追求是企业家的生存本能。

企业家是金丝雀，企业家信心指数是经济的温度计。闻风而逃，是企业家的市场直觉。真正要担心的是，企业家闻风而逃，却没有“创造性毁灭”。如此，经济会持续在熊彼特周期底部徘徊。

这说明企业家环境出了问题，而不是企业家出了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

最富争议的一群人

哈耶克曾经提出疑问：为什么计划主义对广大群体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

哈耶克的解释是，一个高收入者、积极上进者，定然反对平均主义、计划主义，渴望竞争，渴望努力提高收入；一个低收入者、好吃懒做者，定然支持平均主义、计划主义，如此可搭便车、占他人便宜。

这说明了计划主义、平均主义为什么失败——价值导向；也说明了企业家定然备受争议与攻击。企业家属于少数的高收入者、积极上进者，被多数人反对，被多数人平均，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

企业家与资本家一道陷入争议，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需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李嘉图甚于斯密之处是，他善于观察社会问题，重点解决斯密忽略的分配问题。李嘉图认为，地主、资本家、工人的收入对应的是地租、利息与工资，地租、利息与工资构成了社会分配。

由于古典主义坚持劳动价值论，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相结合，最终导向了剥削理论。剥削理论认为，所有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阶级。

在古典主义者中，只有萨伊实现了突破。萨伊的分配理论框架与李嘉图一样，但是萨伊学说基于效用价值论。萨伊认为，收入分配取决于有市场效用，没有市场效用的产品再多劳动也一文不值。

但是，萨伊的洞见，直到1870年代的边际主义才广为流传。边际主义用效用价值论否定了剥削理论，但也没肯定企业家的作用。

后来，奥派的第二代传人、熊彼特的老师庞巴维克在著名的《资本与利息》中，使用时间价值，解释了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合理性，肯定了企业家承担。这就是时差利息论。

为什么会产生时间价值呢？

庞巴维克认为，由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多数人都渴望把握当下而不是未来。所以，在迂回生产中，企业家必须战胜多数人无法克服的“意志上的缺陷”，将收益交给未来。

米塞斯、哈耶克在庞巴维克的时间序列的基础上，加入知识分散理论，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企业家理论——企业家在迂回生产、跨期调节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分散的实践知识，用创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庞巴维克、米塞斯与哈耶克被认为是为资本家辩护。熊彼特则将企业家从资本家中区分出来，跳出剥削理论的争议，为企业家找到了“创造性毁灭”的角色定位——深入人心。

企业家给工人支付工资，买断了未来的收益权，承担了跨期的风险。冷暖只有企业家自己知道，盈亏只能交给市场概率。企业家能做的不是赌，而是相信概率，增加赢的概率。

如此，企业家的争议则大大减少。

不过，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依然发生了问题。在斯拉法看来，劳动者靠工资生存，资本家“用商品生产商品”；资本、商品是自由流通市场，可以高效配置，而劳动者天然不是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通。

因此，经济正在往不利于劳动者与工资的方向发展。

斯拉法的洞见令人惊叹。事实上，最近四十年，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华尔街的纸醉金迷与美国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新兴国家的血汗工厂，形成鲜明对比。

欧美企业家在全球迂回生产，将工厂搬迁到工资低廉的新兴国家，将公司注册在免税区，将资本管理及技术研发留在美国。凭借资本与商品的国际自由流通，跨国企业家及投资者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利润最大化。

反观劳动者，受制于国籍及跨国雇工，多数只能停留在本土就业。五大湖区的一些产业整体迁移到海外，这些工人无法到海外就业，全体都面临失业。新兴国家的工人又无法到欧美国家，只能在本土拿低薪。

跨国企业家两头通吃，劳动者只能在本地吃土。企业家，在今天全球化时代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多争议。

有人大喊“别让李嘉图跑了”，背后深层次的矛盾便是斯拉法的洞见。李嘉图可从中国跑到英国，可以在全球规避风险，但是普通劳动者无法做到。

这就是资本有的选、劳动没的选的矛盾。

如今，中国经济换档降速，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一些企业家试图效仿李嘉诚在全球配置资产以规避风险。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企业家的自由？若是，劳动者的自由流通又如何保障？若不是，资本自由流通亦大势所趋、难以阻挡。

本质上，这是一个市场公平问题。

有人认为，若是关起门来赚得钱，定然是关起门来花，而无法转移出去；若是开放市场下赚得钱，定然可以转移走。

市场竞争越不公，人们对企业家的争议越大。现实中，一些企业家没有承担应有的跨期风险、没有技术创新，却获取垄断暴利。

美联储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出手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等华尔街银行家。这些危机的始作俑者没有得到市场应有的惩罚，美联储还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他们。危机时，他们“大而不能倒”；繁荣时，他们赚取的暴利也没有分给纳税人。

不过，这是市场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实，企业家只是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他们敢闯敢干，敢于从事跨期调节、迂回生产工作。

让最有闯劲的这群人，保持对利润的饥渴以及对风险的敏感，经济才有足够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