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策划的职业道路突然变成了死胡同，大学学位不再是敲门砖，令人垂涎的海外工作瞬间消失。无论这场大流行病的急性阶段何时消退，新兴经济体的年轻劳动者面临的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2021年6月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青年就业率下降了8.7%。尽管劳动力市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继续反弹，但ILO的研究人员指出，由政府编制的失业数据没有全面反映出问题。而他们的报告强调了另一个指标—未就业且未处于受教育或培训阶段的年轻人的比率(即所谓的NEET率)。许多国家的这一指标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ILO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尼尔·奥希金斯(Niall O’Higgins)对年轻人被长期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后果提出了警告。“显然，年轻人长期失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它可能会损害个人的收入前景以及社会的生产力以及长期的增长潜力。”

这个问题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超出了经济范畴。在人口构成相对年轻的国家，大量失业青年会助长犯罪和政治不稳定性。

关于“失落一代”的警告早已有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些年里才有了改观。乐观主义者认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学习新技能的主力军。创新技术和零工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前人所没有的机会。疫苗接种速度的加快将促使边境重新开放，让一些年轻人能够前往国外寻求机会。

然而，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为所有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早在疫情暴发前，联合国就估计未来15年全世界需要创造6亿个工作岗位才能满足青年就业需求。

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指出，政府将不得不发挥创造力，甚至可能要设计出专门针对年轻人的大型就业计划。他说：“把人们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所导致的成本远高于我们认识到的水平。损失不仅是他们本该获得的收入或者在工厂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东西。还有与工作相关的获取技能的过程。”

接下来，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将向我们讲述新冠疫情在他们前进道路上设置了哪些障碍。

1、菲律宾

来自菲律宾拉古纳省的特丽莎·妮科尔·米娅尤(Trisha Nicole Miayo)说，在2019年大学毕业并获得酒店管理和烹饪艺术学位后，她很快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她感到自己很幸运。她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一家酒店担任厨师，每月的收入为1600美元，是国内类似职位通常收入的五倍多。

到了2020年3月，新工作干了不到一年，随着萨凡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病毒，米娅尤被解雇了。由于她是合同工，没有资格获得遣散费或失业救济金。她说：“那种恐惧难以言表。我身处一个陌生国家，必须支付房租和账单，然后突然之间我失去了工作。”

米娅尤去其他酒店和餐馆找工作，但根本没有位置。她本来有机会接受便利店店员或保姆工作，但后来也未能如愿。她说：“我父亲警告我让我不要回国。他说如果我留在美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我真的没有足够的积蓄让我坚持到找到新工作的那一天。”

在2020年4月返回菲律宾之后，米娅尤试图开展自己的网上业务，出售二手服装(包括她自己的衣服)和其他商品，但并未成功。总之，要想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简直不可能。

菲律宾的青年失业率从2020年4月的32%(疫情期间的高点)回落至9月份的18%，但仍然接近全国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已经就业的菲律宾年轻人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

米娅尤现在帮她姐姐经营一家小店，每个月大约能赚5000比索(大约100美元)，刚好够她应付杂货开支。她说，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重新开放边境，她想用剩下的积蓄前往迪拜找工作。如果不成功，她知道自己可能要暂时搁置在专业厨房工作的梦想，考虑切实可行的东西—最大的可能是在呼叫中心工作。她说：“到2022年，我就有将近两年没有工作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2、巴西

在巴西，对于那些投入时间和金钱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新冠危机的打击尤为严重。到头来他们发现，原本指望在毕业后得到的工作机会已经减少或者干脆消失了。拥有大学学历且未充分就业的巴西人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250万猛增至350万，增幅达43%。在一般人群中，疫情导致未充分就业人数增加了23%。

保罗·恩里克·富尔兰(Paulo Henrique Furlan)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在圣保罗州立大学(SaoPaulo State University)获得了生物学学士学位，然后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交换项目。在投递了几十份简历后，他于2019年在一家养殖罗非鱼的中型巴西公司找到了工作。富尔兰忍受着低薪和超长的工作时间，因为他被告知，现在这个行政职位是通往更高级工作的垫脚石，到时候他就可以学以致用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实现，所以去年他辞职去攻读地理空间处理专业的研究生学位，同时攻读植物化学硕士学位，重点研究巴西的植物群。

10月份，巴西政府宣布了一项国家绿色增长计划(National Green Growth Program)，宣称将通过促进绿色就业来使该国更接近其净零碳排放承诺。然而，富尔兰对于完成学业后能否找到工作一点信心也没有，他目前居住在圣保罗以北大约60英里处的坎皮纳斯。他说：“在巴西，雇主会要求你在某个领域有经验，但你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去获得这种经验。”

然而，巴西推动绿色就业的举措与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政府的其他政策并不相符。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是科学研究公共资金的主要来源，该委员会将其2020年的预算削减了87%。因此，它不得不大幅削减用于奖学金的专项资金。政府给人文科学学生提供补助里，硕士生每月的补助是272美元，博士生是398美元，但不能完全抵消国立大学的学费。因此，巴西现在有数不清的高学历学生和毕业生在开优步(Uber)或者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同样，政府将10万巴西人送到国外读大学的“科学无国界”项目也几乎完全失败。

这种情况有可能加速人才外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汇编的数据显示，巴西人有40%受过高等教育，富尔兰说：“留在这里的动机只会越来越少，在巴西做研究人员的无力感只会越来越强。” 

3、加纳

新冠疫情让迈克尔·阿萨雷(Michael Asare)丢掉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一家中餐馆的工作，在讲述这件事时，他不禁流下了眼泪。他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在那儿工作，工资逐渐提高到每月700塞地(约115美元)。然后新冠疫情暴发了。他说：“开始两个月我们只能领到一半工资，然后到了第三个月，我们的经理说，餐厅没有进账，连一半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所以他给我们每人一封信，外加两个月的全额工资作为遣散费。”

即使在疫情暴发前，加纳的青年失业率就已经很高。几十年来为其经济提供动力的大宗商品行业(黄金、可可以及最近的石油)并没有带来多少就业机会。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的青年未充分就业率超过50%，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政府数据参差不齐而且陈旧。)

阿萨雷要供养一个七岁的女儿和一个正在接受前列腺癌治疗的父亲，随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账单堆积如山，他别无选择，只能动用他存下来准备攻读商学院的2500塞地。2021年8月份，他开始在一家泰国餐馆做服务员，一门心思地重建个人财务。他说：“我量入为出，尽可能地多储蓄。” 

4、印度

无数印度青年的职业抱负被颠覆了。赫曼特·辛格(Hemant Singh)就是其中的一员。两年前，他为德里国家队打了一段时间篮球，又以此为契机在当地一所国际学校找到了一份助理体育老师的工作。这份工作每月的薪酬是1万卢比(约135美元)，辛格希望这能让他走上职业篮球教练的道路。

然后疫情暴发了，大城市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被迫关闭。辛格和同住的亲戚别无选择，只能返回他们在北部拉贾斯坦邦的家乡。

在过去的七个月中，辛格一直在照看他家自己开的小商店。这家店的营业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但他晚上也会睡在那里，以防有人入室盗窃。他只在早晨(去洗澡、吃饭)和晚餐时间出门。他说：“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新冠疫情而失业，现在我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打篮球了。”

印度的劳动适龄人口每月大约增长100万，但在正规经济部门找到工作的不足10%。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entre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 Pvt. Ltd.)的数据显示，尽管经济增长已从危机的最深处反弹，但截至2021年3月，20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接近39%。

辛格制定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他说他希望攒下足够的钱来攻读体育学士学位，这样他就可以回到首都去申请工作。他说：“我梦想成为一名政府编制的体育老师，前提是我能够通过他们的考试。除了体育运动或者教体育，我什么也不懂。” 

5、中国

中国在遭受疫情的最初打击后形成了V型反弹，但2021年经济已经明显放缓。这样一来，很多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在劳动力市场站稳脚跟。

孙晓雯(Sun Xiaowen，音译)就是其中一员。她是上海人，2020年从著名学府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毕业。她原本打算在休息一年后去德国继续求学。由于新冠病毒增加了旅行的难度，她改变了计划。2021年4月，她在一家帮助中国年轻人申请留学的机构找到了工作。

她说：“2020届毕业生受到了疫情影响。我以前的同学和朋友的就业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好。我们不仅要和2021届毕业生竞争，还要和因为疫情而失业的人竞争。”

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有910万应届毕业生，超过2020年创下的870万的最高纪录。这些毕业生发现许多企业已经缩减了招聘规模。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90万，低于2019年的1350万。

青年失业率在2020年7月达到16.8%的峰值，尽管到2021年9月已经回落至14.6%，青年失业率和成年人失业率之间的差距还是比2019年年底扩大了3个百分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正在推动一项计划，内容包括帮助年轻劳动者自主创业、加强职业培训和提高工厂工作的吸引力。

孙晓雯说，她担心她在留学机构的职位可能会因为政策原因岌岌可危，但是鉴于目前的就业形势，她只能接受现实。她说：“就业市场到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你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潜在雇主并提高你的技能，才能找到一份真正’合适’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 

6、南非

2017年，工程学专业的学生菲基莱·露西·莫妮(Fikile Lucie Moni)不得不辍学，因为她负担不起学费。从那以后，除了一些短期合同，她几乎没有工作。如今，她每周只工作两小时，帮助一家小型啤酒制造商处理计算机记录。

从南非的首都之一比勒陀利亚向北延伸数英里，分布着一些尘土飞扬的小镇，在这些地方，像莫妮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即使在疫情暴发前，全国范围内18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就高达58%，很多人通过非法毒品、酒精或犯罪行为寻求慰藉，以缓解这种看不到机会的生活带来的苦闷感。根据政府衡量失业的更宽泛标准(将那些放弃找工作的人也考虑进去)，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当中，几乎每5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失业。新冠疫情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大、更长期的问题是教育系统功能失调和经济停滞。

在首都以北24英里处的小镇马博帕内，有一栋单层建筑，非营利组织Katekani Community Project的总部就在这里。莫妮坐在其中一个装饰简陋的房间里，说道：“三餐不继的感觉太可怕了。”在该组织为期一周的生活技能课程上，莫妮学会了如何编写简历以及在工作面试中表现自己。她还完成了为期三周的计算机基础课程。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性表示：“我学会了如何作为一个人来表达自己。我还学会了如何操作笔记本电脑。”她希望获得一个工商管理类的职位。

尽管接受了培训，莫妮还是没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在马博帕内和附近城镇，生活设施很少，机会更少。失业的年轻人根本没有钱打印简历，也没钱乘坐小巴出租车前往9英里以外的罗斯林工业区。许多人甚至没有申请工作所需的身份证件。Katekani有两个分支机构，其中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特巴索·姆菲拉(Tebatso Mphila)说：“我们正在努力，但胜算似乎不在我们这边。”

在马博帕内东北11英里处的小镇斯汀克沃特，年轻人通过Refentse Health Care Project学习如何接听电话，为可能出现的呼叫中心的工作做准备。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一群年轻人正在走来走去，这是保安训练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最初创建于2000年，旨在为该社区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家庭护理，后来在2012年扩展到就业培训。这个中心的负责人菲利普·梅尔韦恩(Phillip Mailwane)说：“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是被艾滋病和结核病夺去双亲的孤儿。我们必须照顾这些年轻人并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梅尔韦恩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公司接洽，试图为中心的学生安排工作。他说，情况对他们不利。每个季度，有30位18至35岁的年轻人在Refentse注册三门课程，其中可能只有5个人找到了工作。26岁的莉齐·姆菲腾(Lizzie Mpheteng)是这个中心的志愿者，她同样找不到工作，整天呆在家里让她烦闷至极。她说：“情况越来越糟，因为什么机会也没有。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也不上学。他们只是喝酒、喝酒、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