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轮疫情封城开始时，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也太奇葩了吧，然后，我才慢慢开始意识到，这是对人权和自由的侵犯。而我现在又想到，封城对未来的资本投资，也将是毁灭性的。

在正常的经济生活过程中，资本结构会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现有技术、消费者需求、劳动力资源和其他条件的变化也要求企业家不断地发展。他们需要拥有这样的自由，即带着他们的决定在市场框架中会很重要的期望实施行动，而这个市场框架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并告知成功与否。如果缺了这种能力，那就会像奥派经济学家拉赫曼（Ludwig Lachmann）说的那样，

文明的经济根本无法生存。

当政府通过降低资本的安全性来攻击资本，且否认资本在配置方式上的自主性，或者资本因自然灾害等其他冲击而枯竭时，都无法让资本发挥出创造财富的作用。资本无法创造财富也是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好不容易创好了业、辛辛苦苦赚了点钱，又高高兴兴雇了些人，梦想着自己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有权有势的人或机构把钱都偷走，谁会不觉得丧气呢。要是这样的过程重复来几次，谁又不会想彻底放弃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谈何进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在一个不会进步的社会里的人，最终只能勉强糊口。

表面上看，受疫情封城影响最大的方面集中在支出和消费上，但从根本上说，封城危及的是资本。餐厅、剧院、体育场、学校、交通，都被迫停摆，业主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利润。这难道不算盗窃吗？你为储蓄、工作和投资所做的一切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比起这些，我更担心的还是，封城会让投资者和企业家失去对法治的信心，从而失去他们应得的权利保障。在封城之前，我们的生活正常运转了N多年。餐厅和旅社可以通宵经营，只要店家愿意，想开到几点就几点。搞投资的人也可以随意制定计划，想去哪去哪，国内国外飞着玩都无所谓，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旅行会被禁止。本来有新剧院可以隆重地搞个开业大吉仪式，然后为音乐会或其他表演开放并出租场地。我们或许还能看到有新的乐队出道，他们会到处巡演、积极卖票。还有，全美各地的城市都可以举办大型会议，压根不会想过会有政客决定不让开大会。

然而，从2020年3月8日开始，这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市长阿德勒（Steve Adler）取消了全美最大的艺术节之一的「西南偏南」（South by Southwest），还将其称为「地区性灾难」。这是西南偏南创立34年来首次取消，随之被强行取消的包括10万份有关航班、酒店和会议的合同。活动组织者说，此举估计对奥斯汀造成的经济影响为3559亿美元。

当时的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难以置信。我就想肯定得有一连串的诉讼吧，法院得介入指控市长的行为太过专制吧，结果怎么没有呢？我们不是有《第五修正案》的嘛，作为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分，这部修正案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以法定程序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吗？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保证这样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在美国发生。

但事与愿违，令我震惊的是，「西南偏南」被取消竟然仅仅只是个开始。旅行也不让了、学校也关了、企业也不得开门了、教堂也锁上了、法院也关了，几周前我们还认为理所当然的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3月16日，这一个原本热闹且欢乐、充满进步的企业和创造力的世界，被政府按下了暂停键，然后还把我们锁了起来。大家一开始都是惊慌失措的，但随着冷静下来后理性也跟着艰难回归，就发现：法律竟成了恢复常态的障碍。

所有这些都是在攻击经济网络和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曾在大萧条时期大幅下降。但2016年后，私人投资增长速度有所回升，对GDP的增长贡献也有所回升。2018年，美国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接近1%，仅次于个人消费的贡献。此外，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5%。而最近，美国的私人投资回到了2018年的水平，但我想知道的是，它对经济发展有哪些长期影响。

我们会否在未来遭受「突然封城」，就像澳大利亚珀斯在月初经历的那样？当地时间31日，因为一名在酒店工作的保安新冠检测呈阳性，澳大利亚珀斯宣布紧急进入封城状态。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麦高恩（Mark McGowan）表示，从当地时间1月31日晚上到2月5日，这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的居民必须待在家里，除非是外出进行必要的工作、医疗、买菜或锻炼。民众也被禁止到访医院和养老院。餐馆、咖啡馆和电影院被下令关闭，学校暑假假期的原定返校时间被延长了一周。

麦高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知道，对许多西澳人来说，这将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但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病毒传播的速度有多快，也不能忘记它造成的破坏有多严重。

哪怕政府都觉得这样的突然封城令很「让人震惊」，《华-盛-顿-邮-报》却依然对此赞不绝口：

就一个病例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似乎有些奇怪，但我们澳大利亚人还是照办了。没有人抱怨侵犯自由，也没有举行反对戴口罩的游行。我所在的珀斯市陷入了停顿。路上很安静，海滩上也看不到人。去超市买必需品时，我们第一次看到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其他州也颁布了限制西澳大利亚人进入的旅行禁令，竭力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正因如此，接下来的两天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出现大量病例；相反的，在封城的头两天，就没有再出现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了。其他国家的居民可能会认为这属于小题大做；但事实上，合适的抗疫措施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怎么可能照常进行呢？不管你只是约了一顿大餐也好，还是想开个轰趴、想办商务会议、音乐会，又或者等着商家送货上门，还是计划做其他任何事情，不管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无限延期或被迫取消。更可怕的是，这样突如其来的消息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无论白天黑夜，政府竟然有了这样的权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份、有且只有一份的新冠检测阳性报告。澳大利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在新冠疫情控制方面很成功的国家，但当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州都可以一下子落入极权主义的控制，成为一个可以随意把公民关在境内、把游客拦在境外，从而摧毁了整个旅游业的国家，这算哪门子成功？

我们真的想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吗？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的是：封城会不会影响未来规划和投资能力？你听过米塞斯的「时间偏好」这个概念吗？它指的是个人将当前的消费推迟到未来的意愿。人总是首先去满足当下、现在比较急迫的欲望，然后再去满足未来、长远、不急切的欲望，这就是时间偏好。

低时间偏好对于建设一个不断进步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至关重要，而这又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不会随意侵犯人民财产权的政权上。当专-制-政-权出来掠夺人民的财产、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限制他们的人际交往时，带来的后果就是导致未来规划变得虚无缥缈，从而使人失去奋斗的动力。实际上，政府应当鼓励人们活在当下，而不是计划未来。但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已经被虚无主义取代了。

疫情封城也侵蚀其他形式的资本：职业资本、教育资本和社会资本。美国有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开始在家办公。对很多人来说，「工作」这个词得加个引号了。生活的变化完全是翻天覆地式的：不用通勤了；不用赶公交、挤地铁了，也不怕路上塞车了，因为压根都不需要出门；办公环境没有了、等电梯不需要了、午休时间随意了、下班后和朋友们泡吧也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变成了打开笔记本就是上班、关机就是下班；在家穿着拖鞋踢踏踢踏走、一整天吃零食嘴就没听过、下午可以小喝两杯或者去奈飞上看个片子摸个鱼。变懒以及变得越来越懒也太容易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几周或许还可行，但等几个月后，人们的个人资本显然也是会出问题的。有些人可以一边摸鱼一边继续领薪水，而另一些人则依然得不顾一切赶着去上班、去切肉打包上架的一条龙流水线、去接待顾客、去医院到处奔波、去粉刷房子和院子、去在允许吃饭的地方为食客服务，等等等等。有工作或许还是幸福的，因为还有不少人被迫失业了，尤其是那些本来在电影院、美术馆、会议中心等地方上班的。你的所劳能否即所得，完全取决于那些制定计划的精英阶层的迫切需要。

所有这些可怕的破坏打击的是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动摇的是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封城还粉碎了我们对法律的信心，也带走了我们的乐观——本来我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个人和财产不受政治精英侵犯的世界里。

你要问我有没有非常实际的投资形式被破坏的例子？有的，那就是决定要不要孩子。孩子们已经被学校拒之门外一年了，教育资本早已彻底耗尽。然后，有100万母亲不得不为了照顾孩子离开职场，职业资本也随之枯竭。这就是为什么全美会有四分之三的家庭表示亚历山大。但回想封城开始后不久，大家还在预测会出现新的婴儿潮呢。

预测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等封城过了快一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人们是否会因为负担过重、缺乏教育保障，以及整个噩梦可能重现、并再次面临不可能的情况，而让更多的夫妻决定不要孩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可能会像2020年那样被残酷对待的世界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封城以来，仅意大利一国的出生率就下跌了22%。

不生孩子不是个例，许多投资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如果餐厅可以随时被政府叫停，那为什么还要开呢？如果旅行禁令可以让酒店空置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什么还要建酒店呢？如果你没有对未来稳定的法律制度的信心，那么有必要投资实体产品或依赖客户往来的产品吗？一家随时可能被命令关门的工厂，我们真的想开吗？

除了战时，你还能想起有哪一次政府政策对商业行为、经济结构和个人生活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吗？当然，这不仅发生在美国，全世界都是如此。至于这么做的后果，我想在未来许多年，我们都能一直感受到。

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还能争取什么呢？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一份保证，一份来自我们领导人的铁一般的保证，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但在使这个承诺可信之前，我们还需要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并详细说明他们错在哪里。最后，他们还得向我们提供信物，证明有法律手段可以阻止后面的领导人再次把社会封闭起来。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法治再次保护我们的基本权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只能继续看到人们对未来失去希望和信心，进而对经济繁荣和社会和平产生破坏性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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