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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没有什么比疫情封城更让我震惊的了。政府竟然会选择叫停一半的经济，同时抛却所有对自由和人权的关注，这种做法甚至超出了我曾经做过的任何反乌托邦幻想。而这种震惊，在原定为期两周时间的封城期宣布后，就有了。
再然后，两周变数周，数周变数月。实施封城的政府犯了战争年代打败战的将军们常犯的典型错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好退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坚持不可行做法的理论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无论感染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住院人数是增多还是减少，都没有相对应的法子。假设疫情封城确实有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作用，那么解封势必会再次让病毒迅速蔓延，政府有准备好退路吗？
然而，即使过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疫情封城与减少病毒严重后果之间存在任何可证实的关系。既然如此，那所有这些对生命、自由和财产造成严重破坏的措施，施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3月份的时候，疫情就是不明朗，现在都年底了，依然是不明朗。疫情封城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疯狂实验，而且失败得很彻底。
抗疫政策规划者的狂妄同样令我震惊。他们当然不会自己认输，所以只能不断地加倍下注。似乎什么都无法动摇他们继续下去的决心，哪怕社会和经济的损失如此惨重：癌症筛查和疫苗接种崩溃了、牙科服务少了70%、意欲自杀和用药过量的人数如预期般激增、艺术垮了、10逾万家企业倒闭了，甚至连几十年来都在下降的谋杀率，都开始逆转趋势并出现了飙升。就是这样的：当你破坏了文明的基础，你就成了不文明的。
在这一年里，我们都被迫实时体验了原本美好又自由的社会被政府一点点摧毁，是什么感觉。愚蠢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这种感觉，灾难和横祸这种高级点的术语才更合适。而这一切都是由制度造成的，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声称这个制度是一个充满同情、正义、平等、公平且会高度尊重人类尊严的机器，是维护文明的基本堡垒。但这些价值观在今年都被抛弃了。算了吧，都这样了，也别用什么被动语态了，让我们直接点说吧：就是政府把它们全都扔掉了。
这么做，对大众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已经受够封城了，也受够不停被告知得遵守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虽然他们现在也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抗议政策规划者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但除了搬到佛罗里达或南达科塔以外，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认识的人也不乏仍然深信不疑的，当然了，都牺牲这么多了，总得得到点什么。无法想象，当局这种残暴的行为都实施快一年了，丁点好的结果都没有，他们把这些抗疫措施发明出来，就是把它们当一种防御机制用的。然后这些人就拿着这个机制去攻击那些不戴口罩和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人，就跟中世纪的掌权者将瘟疫归咎于平民的狂欢和罪恶一样。
所以，从这段经历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对我来说，2020是学习的一年。我读了很多关于细胞生物学和传染病史的书，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解20世纪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轨迹中。（还有很多人通过大众媒体和推特碎片化学习免疫学。）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不仅仅是这些学科知识，还有人性。我知道了人们比我想象的更愿意忍受专制统治，也看到了原始的恐惧能如何瓦解人的理性思维，以及政治力量会如何利用这种恐惧来增加他们的权力。
最重要的是，我已经能理解经济学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跨学科关系，以及谬论和政策错误是怎样在这两个学科中如此容易地传播开的。
九月的时候，我和一个人随意聊了聊，如果不是因为今年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一年，我很可能不会遇到他、也不会跟他聊起来。今年有多奇怪呢？我们的政府决定通过法令废除我们所有的自由和权利。这个人叫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他在跟我聊的时候说「够了就是够了」，还说他会公开地说出来。是的，他说他甘冒一切风险，挺身而出，只为帮助结束这种疯狂。我们的第一次接触是通过推特，在这样不能出门的日子里，估计很多人都料到了，要认识新朋友，只能在网上。
马丁·库尔多夫
这位在医学和统计学领域受过广泛且专业培训的科学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疫情封城与公共卫生相矛盾的原因及产生过程。公共卫生的核心不仅是要考虑对某一个群体有益的是什么或控制住一种病原体，还要考虑所有群体和所有潜在的健康问题，更要从长期考虑，而不仅是短期的。
可以看出来，他想了很多，但他肯定没想到的是，他的话几乎完美诠释了我从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第一课。经济学也不仅仅是考虑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而是要考虑所有群体的利益；不仅要考虑短期利益，也要考虑长期利益。这是黑兹利特一生都在讲的「课」。
小编注：亨利·黑兹利特（1894年11月28日－1993年7月8日），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也曾担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刊的记者。黑兹利特对于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发展都有极大贡献。
经济学和公共卫生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经济学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仔细想想今年很多公共卫生的谬误，貌似都能在经济学中找到依据。
1、过度依赖建模。我们已经认识到过度依赖预测模型的后果，无论是在生物学方面还是在人类行为方面，这些模型其实都无法解释变量的多样性和个体人类经验的异质性。正如经济学中的选择理论必须考虑主观价值以及意志和创新的开放性一样，流行病学也必须考虑病原体生物反应的根本多样性。然而，在公共卫生领域，太多的「形式主义」造成了一种被真实经验所掩盖的控制错觉。至于中央计划，它在经济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均是不起作用的。
小编注：控制错觉指的是，对于非常偶然的事，人们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支配，这种错觉不符合本身特征的错误的感知，它并非幻觉，也不同于想象。这种错觉是由于平日的生活都能用自己的能力加以支配，所以人们把这种错觉扩展到了偶然性的事件上。
2、相关性/因果关系。就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今年的流行病学也被糟糕的研究技术和经典的错误绊倒了，即即使在有一千个其他变量存在的情况下，相关性也会以某种方式突变为因果关系。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上千个，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美疾控中心（CDC）推动的一项就餐研究。该研究发现，一小部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和那些在调查中说他们去过餐馆的人有重合之处——但该研究甚至没有问这些人去餐馆是堂食还是外带。此外，这个研究其实也发现了感染新冠和戴口罩之间没有关系，但你必须深挖才能知道。
想想吧，有多少荒谬的「研究」将疫情缓解与强制口罩令以及疫情封城联系起来，结果却在随后的几个月被趋势逆转结实打脸？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已经是伪科学了。
3、混淆因果。夏末，「拉平曲线」的目标变成了「阻断传播」，这就把封城政策的制定者们带入了一个本就模糊的领域，即找到难以找到的感染率——基本传染数（R0）。
R0 是一个流行病学术语，指在没有外力介入、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者在他具有传染性的这一段时间内，平均可以传染多少个人。可见，R0 主要用来衡量某种病原体的传染能力、传播效率。R0 越高，说明病原体的传染性越强。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研究新冠的病原体的传染性？我后来慢慢意识到，那是因为有些人天真地认为，如果他们能把R0控制在1以下，新冠病毒就会消失了。
但问题是，如果感染率是可以实时发现的，那么它反应的显然也是人群内病毒轨迹的统计，而不是该轨迹形成的原因。因此，试图通过压低R0来控制传染病，就像利用价格操纵来抑制通胀一样荒谬。R0处理的是症状而不是原因，这体现的就是因果混淆。
4、被数据蒙骗。在春夏两季的时候，我们还是信心满满的，因为无数追踪者发布的所有图表可以让我们很好地观察到病例、死亡率、住院率、感染率、传播轨迹、最新感染数量、总感染数量、严重后果、严谨指标等等。新冠疫情无疑是一场悲剧，但这所有的公开透明的数据，还是能帮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发现：其实这些数据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具有决定性。假阳性困扰着整个PCR检测行业，因为阳性率竟然可以高达90%；错误归类也让死亡人数变得很可疑；而为了弥补春夏两季的收入损失，媒体和机构选择夸大住院人数。时间让看似科学和清楚的东西变得不科学也不清楚，甚至到了不再可信的地步。
与此同时，尽管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关于人口统计学的严重后果风险的基本信息，仍然很难获得。在马萨诸塞州，有多少居民仍然全副武装、仍然把自己的同胞当作病原体对待？他们知道新冠占部分死因的平均死亡年龄是81岁，且98%的人还患有其他并发症吗？这是非常相关的信息，但公众几乎不知道。
不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奇怪吗？我们在年底所知道的比我们在春天时所认为的要少。事实上，几百年来，经济学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拥有数据和拥有操作性知识，是不一样的。
5、缺少敬畏。哈耶克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标志是，认识到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是行动的产物，而不是设计的产物。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学会服从政治控制，甚至完全的知识理解之外的力量。
有些事情能自我管理得比它们被管理得更好——这是经济学家在20世纪的必须吸取的惨痛教训。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也是这个道理。从这场混乱开始，专家们就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最生硬的手段——国家权力——来控制新冠病毒。但结果呢，他们最终只是控制了人、毁了生活，却一点也没有控制病毒对社会的影响。
无知与被动
以上就是经济学和公共卫生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主要重叠之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重叠对方法论、理论和政策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还远没有辨别和发现它们。事实上，这两门学科的主要任务都是要更多地了解对方，这样经济学家们才会去学习他们本来可能看到就回避的生物科学知识，而公共卫生的专家们也可以高度理解经济力量并获得极大的判断力，进而知道叫停经济不可能不造成巨大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后果。
从3月开始，不知道多少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包括很多的经济学家和一大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决定不说话了。部分问题可以追溯到智力上的恐吓：
我一点都不懂病毒！我相信正常时期的经济力量，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也许我所有的原则都应该搁置一下，直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就像我们在战时所做的那样。
虽然没有人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但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因此，从春到夏，那些本应在一开始就反对疫情封城的人，竟然出奇地沉默了。他们懂得更多也知道得更清楚，却一个字也不说。这也就算了，更差劲的是，他们还编造了不少荒唐的理由（我不想直接点名，但这些人应该都有自知之明吧）。美国经济研究所（AIER）正在很努力地填坑，其他值得表扬的人也不少，但即便如此，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
再加上媒体的鼓吹和双标的社交媒体平台，封城政策的制定者们几乎掌握了舆论的喉舌。我们能从中突围真的是个奇迹了。不过，不知怎么的，反封城这个词还是传开了。紧接着，反封城运动也开展起来了。今天这股意识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强大。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盟友，情况可能会更有不同。声音还是太轻了。
今年的确是适合学习的一年。除了我自己的书《自由或封城》（Liberty or locked）外，美国经济研究所还出版了四本我们进行的研究和写的文章。我还在考虑再出一本合集。除此之外，疫情和封城给我们留下的更为深刻的印象是，我们需要针对经济学和公共卫生开展严肃而深入的研究项目。
说得更宽泛一点，美国经济研究所需要大力支持有关科学本身的可信度这一关键话题的研究和写作。科学的公信力在今年被大打折扣，要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得花很长时间。我认识的每个科学家都在深切地担忧这个问题。
拯救科学和帮助教育记者的尝试最终转化成我们今年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大巴灵顿宣言》。虽然署的是美国经济研究所的名，但真正的功劳属于敢于发声的科学家们。他们的声明相当直白，就是重申细胞生物学和公共卫生的基础知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这份宣言的浏览量有好几千万，签名的人数也达75万。是的，这份声明背后的科学是没有错误的——尽管前前后后有各种各样荒谬的黑子来黑宣言及其作者——但在我看来，这份宣言的真正影响在于，这项努力背后所展示出来的道德勇气。
我们今年所经历的多层次的创伤，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但如果你读到了这篇文章，那你就是跟我一样的幸存者。我们是受了伤，但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也更致力于追求真理、更致力于自由的理想，同时又变得不再那么幼稚，并准备在抗争中继续前进。我们不止要让文明不被摧毁，还必须要竭尽所能去捍卫它。
良好的社会和自由的社会其实是同义词。疫情封城主义，不管打着什么幌子，都是在对我们现在拥有的和渴望拥有的一切，进行根本的攻击。只要我们回归初心到最高的理想，它不可能再次发生，也绝不会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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