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被高举为自由的捍卫者。事实上，它是实用主义的故乡。

用一个小国来支持你的论点的好处是，你的对手不太可能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030万人口的瑞典在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辩论中成为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据称，热爱自由的瑞典人正在追求一种不戴口罩、不封城的策略，这将在不导致经济破产的情况下创造群体免疫。据说，瑞典的成功是对那些喜欢把人呼来呼去，把一切都关掉的左翼杀手们的持久谴责。

确实可以从瑞典学习一些经验，但他们更多的是利用权衡来产生持久的社会凝聚力，而不是自由。对于小政府支持者来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奇怪的典范。上一次它推行个人主义时，社会政策还掌握在那些长着毛、乘小船去工作的人手里。如今，瑞典是一个进步的灯塔，在经合组织的社会支出排名中位列第七，甚至超过了德国。

瑞典的追随者们正确地指出，在新冠病毒传播的第一阶段，政府有轻微插手。尽管它禁止了大型集会，并发布了大量健康建议，但拒绝了全面封锁。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方法。瑞典的死亡率约为每10万人中有60人死亡，是芬兰和挪威的10倍，这两个国家都封城了。瑞典人的自由并没有拯救经济，尽管许多死亡的是不再工作的老年人。仅第二季度的产出就缩水了8.3个百分点——同样比其他北欧国家还要糟糕。高工作量对经济不利。

一种反驳是，不像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瑞典还没有经历第二波疫情。然而，即使不考虑9月份斯德哥尔摩县的病例翻了四倍(从绝对值来看，仍然很低)这一事实，瑞典第二阶段的新策略与德国是一致的。

与一些说法相反，这并不依赖于群体免疫——瑞典仍然有大量易感人群。相反，它需要快速的大规模测试和接触追踪，以便及早发现和抑制爆发。与之相伴的是一个清晰、一致的信息，它是可持续的，因为它给了人们自主权。这些是世界各地成功抗击新冠病毒战略的基石。

瑞典新政策的教训不是它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政府权衡每项限制的利弊。例如，当一个人的检测呈阳性时，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必须被隔离，但是学生却不受限制——政府认为，把他们隔离的好处，远不如缺失教育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持久。

同样，隔离期为5至7天，而其他地方为2周。新冠病毒在第二周传播的风险很小，而且正在缩小，但长期隔离对精神健康的危害正在增加。

瑞典是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人们遵守规则。然而，由于新冠病毒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患者要求太多会降低依从性，从而传播疾病，这是它做法的基础。低信任度的社会可能需要在强制和自我监督之间找到一种不同的平衡，但它们也需要可持续的规则。

那口罩呢?瑞典的追随者们在斯德哥尔摩发现了没有戴口罩的人群，以此来证明瑞典的自由。但这不是其政策的基础。政府专家认为，口罩起到帮助作用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的其他措施也很有效。在这方面，瑞典与其他国家不同。如果新冠病毒卷土重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毕竟，瑞典的政策是基于证据和实用主义，而不是盲目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