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3月初以来的疫情封控还在持续，最晚一批被封的区域也接近一个月了，也许我们只清楚哪些住在小区里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比如，买菜难、买菜贵和看病难等问题，而疫情封控下哪些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群的生活现状，我们知之甚少，这些人当中，有民工、工厂工人、兼职和临时工。

本文讲述了这些人群的亲身经历，有无奈和心酸，也有温暖和憧憬。（受访者名字均为化名）

徐强伟，21岁，嘉定汽车厂工人

去年8月，从河南信阳坐了12个小时的车来到了上海。那时，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病毒，但我选择了上海，因为我听说上海疫情防控做得很好。

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在来上海前，我和我的父亲一起跑运输，他是一名卡车司机，我去过湖南、湖北、山西和云南。

当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时，我在一家化妆厂工作，每月赚7000元，每个月要支付500至600元的房租。但两个月后我就辞职了，因为我只有初中学历，搞不清楚如何用手填写订单并在电脑上备份。去年9月，我进入这家工厂，做汽车零件。

在上海，如果你每月只赚7000元，你就不可能存到钱。在减去房租、香烟、衣服和个人开支后，就所剩无几。有时候，如果我没钱了，就得在快递公司里接一些兼职工作。

自从3月初爆发疫情以来，在我工作的嘉定工业区，有几名工人被检测为阳性。每当有一个阳性病例，我们的工厂就会关闭三到五天。只有在每个人都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允许恢复工作，我上个月只工作了半个月，而且还没有拿到工资。从这次疫情开始，我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

3月30日，当我和我的一个室友在外面做兼职时，他被防疫部门通知说他的核算检测呈阳性，他被直接带到了医院。另一个室友也被带走，接受隔离治疗。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我和我的第三个室友带走。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住在宿舍里，前门上贴着封条。我们只买了足够五天的用品，因为上海政府表示封控将在4月5日结束。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吃方便面。到4月6日，我已经没有食物和钱了。蔬菜和日用品的价格翻了一番，外卖的价格飙升到100元，我负担不起。我饿了两天。我不得不向其他工人要一点吃的。我听到有些人说，我们要被关到5月。如果那样的话，那我就真的要饿死了。

我的宿舍楼里有200多名工人，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政府物资，与我们签约的劳务公司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老板只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

有另一家工厂的食堂还在营业。在非高峰时段，我们可以去那里买盒饭，价格是17元，不过，菜已经凉了。即便如此，我现在也买不起了。我甚至想当防疫员的志愿者，因为至少他们会给你提供食物，但我无法与招聘人员取得联系。

我的家人不知道我的情况。坦白地说，我不想告诉他们，因为这不会有任何帮助。这次疫情结束后，我想回家。在家里，至少我不会挨饿。

胡长根，50岁，浦东汤西镇保安员

我来自安徽省芜湖市，我在上海生活了30多年，因为这里有高薪和很好的工作机会。我曾经打过零工，后来成为一名送货司机，现在是一名保安。我每个月能挣到5000多，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个月30天无休。我每个月要支付1000元的房租，扣除生活开支，我每月能够存下2000元。也许年轻人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所以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3月27日晚上，我在网上看到浦东区要封锁。我们既没有收到分区办公室的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当地村委会的通知。我赶到超市去抢菜，超市里人山人海，当我终于挤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蔬菜了，所以我只买了两袋方便面。封控消息太突然了，如果我们早两三天得到消息，我们就可以囤积物资。另外，上海政府一直在辟谣上海封控的消息。

到4月6日，我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液化天然气，我从邻居那里借来一个电磁炉，但我的锅不适合在电磁炉上使用。所以我给我的邻居一些米，让我的邻居为我做饭。我每天吃两顿饭：一顿方便面，另一顿吃白米饭。作为配菜，我每天吃一根香肠，目前，我还剩下半瓶豆腐乳。

截至4月12日，我已经收到了两批食品供应，包括一箱牛奶、一瓶油、一袋面包、一包干面条、150克干蘑菇、138克干木耳和200克雪耳，但没有绿色蔬菜。4月9日，我收到三根香肠，我计划每天吃一根。我几次试图在网上购买蔬菜，但都失败了。我没有听说过这里有什么社区团购，但我住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并没有真正定居。几天前，我不得不以40元的价格从上海本地人那里买了15个鸡蛋，比平时的价格高出三倍。

总而言之，疫情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除了这个月没有收入，所以我不得不靠储蓄生活。但这毕竟只是暂时的，封锁结束后，我将回去工作，我对大城市的看法很好。在大城市，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生活也更方便。

那些说疫情过后会离开上海的人，只是出于愤怒而说话。他们在家里会做什么？饿死吗？

李龙，26岁，松江车墩镇临时工

我叫李龙，我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来到上海是为了谋生。我于3月10日来到这里，一直在找工作，同时做一些兼职工作来维持生计。我通过做一些零工，如伺候客人、在活动中提供安保、送货等，每天可以赚到150元左右。我曾经在家乡的一个小采石场开过挖掘机，高中毕业后在一家电子厂工作。

3月25日，我们楼里的一个人在核酸测试中出现了异常结果。第二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被允许离开大楼，走廊尽头的门被从外面锁上了。我和另外三个家庭--共八个人--住在一个四居室的公寓里，他们在附近的一家电子厂工作。我每天支付25元房费。我们都共用一个浴室，里面没有任何淋浴设施。防疫人员告诉我们，封控只会持续五天，所以我只买了一些方便面来吃。谁知道禁闭还在继续。

我一直告诉我的父母，我一切都好，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我不想让他们担心。然而，我已经用完了我所有的积蓄，因为我现在连打零工都做不了。我的房东说，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暂时不给他钱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已经欠他500元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或看电影。我想做一些运动，但我的房间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封锁后，志愿者们送了两次日用品：第一次只有一个胡萝卜和一个土豆，第二次是一袋馒头和一袋包子。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我一直依靠方便面，昨天一些志愿者又给我送来一箱方便面。这是我现在剩下的所有食物。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尽快结束封锁，这样我就能赚点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刘忠志，53岁，向上海运输货物的卡车司机

我是一名货车司机，32年来一直往返于上海和江苏两地，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1990年，我加入了军队。从部队退役后，我开始从江苏省的仓库向上海运输进口货物，我平均每月赚10,000元。

我目前生活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3月中旬，我带了一批货到上海。当时，该市出现了一些阳性病例，我有预感，上海的道路会被关闭，所以这次运输后，我决定停止工作。

不出所料，3月28日上海浦东和浦南出现封控。进入和离开上海的车辆需要通行证和各种手续。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型物流公司来说，申请通行证是非常困难的。最近，南通也被封锁了。我们都只是坐在家里，靠动用积蓄来生活。

除了有通行证之外，从上海回到江苏的人需要在家里隔离11天，并做三轮核酸测试。目前，政府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不允许物流工人和车辆有任何灵活性。我们在外贸仓库的客户现在也找不到卡车来运送他们的货物。即使他们开出高价，我们也不敢接受这个工作，因为离开和得到公司允许回到江苏的所有手续都要办理。我还不如在家里享受生活，提高我的烹饪技巧。

我不能运输货物，所以我的收入是零，但我仍然要为几辆车支付保险和停车位。前年，武汉爆发疫情时，我还在家呆了两个月。开卡车很累，而且无利可图。如果有疫情，我就休息养病，吃妻子包的饺子，还是过平静的生活好，钱不是太重要。

刘某，29岁，超市送货员

3月11日，我从苏州来到上海拜访朋友，得知苏州决定对来自上海的人进行15天的隔离，没有要支付500元左右的酒店费用和餐饮费用，我决定继续留在上海。

一个朋友帮我找到了便宜的住所，并分享了一个在杨浦区做临时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机会。我感到很无聊，希望能赚点钱。

3月31日，我们50多人登上了一辆巴士，在巴士上路前，我们做了快速抗原测试。我们中的一个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们又接受了两次测试，结果都是阴性。我们松了一口气，在大巴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所有人又做了一次抗原测试和核酸测试，以便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但结果是住宅大院只想要十几个人，我最终被刷掉了。

我想回到在宝山的住处，但是整个上海已经被封锁了，交通也受到限制。于是我和其他一些人在虹口区下了车。

我们试图寻找旅馆，但没有成功。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们在一家购物中心外的消防通道的楼梯上度过，地板很冷，我无法入睡。

4月3日，我宿舍的室友在我们的群聊中说，他们的健康码已经变成红色。我立即打开我的健康码，也变红了。

我在路上很多次被警察拦下，每当我与警察说明我的情况时，他们都让我做核酸测试。我去了附近的两家医院，但因为健康码变红而被拒绝进入。然后我开始骑共享单车去宝山，但在路上被检查站拦住，我调头去了虹口。

骑行累了，我就在一家停业的餐馆前的椅子上休息。一个保安很快要求我离开，我没有理会他。他开始大喊，说我不配合防疫规定。他叫来了警察，他们建议我回到宝山。他们告诉我，如果有人阻止我，就打110（警方热线）。

一辆警车一直跟着我，直到我进入虹口区。当我在下午到达一个检查站时，我拨打了110。警察看到我健康码变红，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公园，我聚集了一批观众--送货员、附近家庭的人。

我有支气管炎，在公园里咳嗽得很厉害，警察可能认为我被感染了。

我坐在一个花坛附近等待着。我没有吃早餐或午餐。警察们给了我一些粥、巧克力、面包和饼干，最后还做了一个抗原测试。我的测试结果为阴性。他们给结果拍了照片，差不多三个小时后我被放行。

当我再次开始骑自行车时，天已经黑了。当我终于到达我住的地方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但保安不让我进去。

我别无选择，只能在附近找一个地方睡觉。我骑车来到一家商场，在一楼的角落里睡觉。我的室友从宿舍大院里给我递来一个帐篷，我就靠着墙睡了。

我给一个有很多人寻求帮助的微信群发了消息，一些志愿者找到了我。4月5日，他们在微博上发布了我的求助信息和我的电话号码，志愿者们还把我加入了微信上的一个救援小组。然后我意识到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宿舍附近的一位妇女让我去拿一些物资。她给了我两包方便面、热水、水果和饼干。我太饿了，一下子就把两包都吃了。方便面的味道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一位老人还请住在附近的人给我做饭。然后我吃了馒头，西红柿炒鸡蛋，还有培根。这些是我在那些日子里除了面包和粥之外唯一的饭菜。我不得不计算我的口粮，吃得很节省。

4月9日，我发现我健康码变成黄色了。

第二天我在地铁站附近休息时，一个人告诉我附近有一个工作机会，建议我去看看。他也在申请这份工作。我们四个睡在地铁站旁的人去询问，但只有我成功地通过了。

我听说他们在为政府工作招聘保安，帮助把食品供应品运到附近的一个住宅区。这份工作提供食物和住宿。我终于可以睡在床上了，还有一床被子。这感觉很舒服。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左右下班，负责接收居民的日常用品，每天有200元工资。

4月11日，我的健康代码终于变成绿色，正好是我到达上海的一个月后。在短短几天内，代码变成了红色、黄色，然后是绿色。

我还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的经历，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可能会把这整个传奇故事埋在心里。

我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我想我以前也面临过更艰难的时刻--那个时候感情受挫。

结语

疫情当前，人们的生活不易，特别是生活底层的普通民工们，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保证这个城市的运作，他们更应该被“温柔”对待。

我们相信，任何困难都是短暂的，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的心。上海也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我们早日能够回到往常的生活。正如53岁来自江苏南通的卡车司机所说的，“还是过平静的生活好，钱不是太重要。”

（本文素材来源：《汉语世界》，郑义文和何艳丽撰写；币海财经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