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丁库尔多夫 Martin Kulldorff  

气候学家对那些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感到很失望。在流行病学中，我们感到很失望是因为有反疫苗者。大多数反疫苗者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仍然反对接种疫苗。我们现在面临着同样的失望，因为有“反群体免疫者”，他们认为群体免疫是一种被误导的可选策略，而不是一种「可以防止不必要死亡」的有科学论证过的现象，

由于其传染的毒性大、传播广、无症状病例多，长期难以控制，各国最终将实现群体免疫。，企图避免这样结果的想法是幼稚和危险的。一般的封锁策略可以在短期内减少传播和死亡人数。但是，在封锁解除、疾病重新出现之前，这种策略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

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严峻的。一种选择是保持一段「不知多久」的全面封锁，直到通过未来的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或者直到有了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才停止。这必须与封锁对其他健康结果的有害影响相权衡。第二种选择是尽量减少死亡人数，直到通过自然感染获得群体免疫力。大多数地方既没有为前者做准备，也没有考虑后者。

问题不在于是否将群体免疫作为一种策略，因为我们最终都会实现这一目标。问题是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如何将伤亡最小化。由于新冠死亡率因年龄差异很大，这只能通过针对年龄的对策来实现。我们需要保护老年人和其他高危人群，直到他们得到群体免疫力的保护。

在接触过新冠的个体重，70岁人的死亡率大约是60岁的10倍，是50岁的40倍，是40多岁的，30多岁人的100倍，是20岁的300倍。70岁以上的死亡率是儿童的3000多倍。对年轻人来说，死亡风险非常低，因此封锁期间，死亡率的降低可能都不是由于新冠死亡人数的减少，而是因为交通事故减少。

考虑到这些数字，60岁以上的人必须得到更好的保护，而50岁以下的人应该放松限制。脆弱的老年人应该呆在家里。等外卖，不接待访客。疗养院应该与一些工作人员隔离，直到其他获得免疫力的工作人员才可以来接管。年轻人应该在没有年长同事和老师陪伴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和学校。

还要避免医院的资源被挤兑，因此适当的应对力度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但措施仍应与年龄有关。这就是我们如何在这场可怕的大流行结束时，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的方法。

在反「群体免疫」的人群中，目前非常受欢迎的是对比当前各国新冠死亡人数与人口比例。 这种比较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忽略了群体免疫的存在。一个更接近群体免疫力的国家最终会更好，即使其目前的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关键要统计的不是感染者的死亡人数。这些数据仍然难以捉摸，但对比和战略不应仅仅因为没有相关数据，而以误导的数据为基础。

虽然瑞典措施还不完美，但已经采取了最接近“以年龄为基础”的策略，让小学、商店和餐馆继续营业，同时鼓励老年人呆在家里。斯德哥尔摩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达到群体免疫的地方，这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好地保护高危群体，直到有治疗方法或疫苗。

当人群达到（未知）的一定比例获得免疫后，群体免疫在才会到来。通过长期可持续的社会距离和更好的卫生习惯，如不握手，可以降低这一比例，挽救生命。每个人都应该采用这种做法。

保持社交距离是另外一回儿事，因为它不能永久维持社交距离。有些人最终会被感染，一个年轻的低风险人避免了被感染，那么，最终就会有一个左右的高风险的老年人被感染，从而增加死亡人数。

反疫苗者不会因为他们的信条，而倒霉，因为他们受到我们其他产生的群体免疫的人保护着。反群体免疫的人也没事儿，他们许多人都能负担，可以将自己与新冠隔离，一直等到其他人获得自然群体免疫力。老年人和工人阶级更容易受到当前方法的影响，他们会感染病毒，从而间接地保护了更低风险的大学生和在家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

目前的，这种一刀切的封锁方式正在导致「不必要的死亡」。从后勤的角度，从政治的考量，保护老年人和其他高危人群要比通过关闭学校和大学隔离年轻人要难得多。但是，如果我们想减少苦难和拯救生命，我们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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