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纽约时报》记者兼编辑巴里·怀特（Bari Weiss）发表的一封公开辞职信，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信中公布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毕竟我曾经是多年《纽时》的粉丝之一。《纽约时报》立场导向向来是非常明显的，而在去年开始的更是有了新的方式。

「《纽约时报》的意见专栏两年前，可以很轻松刊文的，现在则会给写作者和编辑惹来麻烦，搞不好甚至会被开除。 倘若某篇文章有可能在内部或社交媒体上会引起争议，那么编辑或作者，就会尽量避免。如果她硬是要强推这篇文章，会被迅速引导更安全领域。就算她偶尔侥幸地成功地发表了一篇没有明确宣扬「进步主义观点」的文章，可以肯定的是，每句话的字里行间，都是在考虑了各种警示后认真揣摩，妥协的结果。」

《纽约时报》的教条取代了报道，意识形态取代了事实。所有事实都得通过一个「叙事语境」来过滤的。如果某些事情不符合「叙事语境」，就不会被报道。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特别是在封锁的几个月里，《纽约时报》似乎把所有现存问题都归咎于新冠病毒，而不是政策反应。我现在觉得，《纽约时报》简直无法读下去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确切的时间，我还真不清楚。有人说，是“觉醒运动”的一代想到了对那些掌控《纽约时报》的老自由左派的进行「钓鱼」的方法。有人会将其命名为“1619计划”(1619 Project)，这或许是一项有趣而重要的行动，它让人们正视了美国历史的阴暗面，但结果呢，却变成了对所有美国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全盘否定。(你可以以书的形式阅读菲尔·马格尼斯(Phil Magness)的精彩回答。)

从2020年2月27日《纽时》的播客节目开播之后，我强烈地意识到「出事儿了」。记者Donald McNeil（麦克内尔）告诉《纽约时报》播客的主持人，「这是危言耸听，但我认为，现在做么搞是情有可原的。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文章。」

要不要提醒他? 这给散播『国际恐慌』的提供了正当性 。他声称，『如果你有300个较亲密的朋友和熟人，他们可能会有6人会因为新冠死去。』节目主持人总结了麦克内尔的话:“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感染，其中百分之二的致死，”这意味着350万人死亡。麦克尼尔并不同意。

我很震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奇怪的说法。即使是尼尔·弗格森也没有预测到任何可笑的事情。与此同时，真正的专家们拼命地试图让人们冷静下来，尽管《纽约世报》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正在最大规模地散播恐慌。

在此后的几周，几个月里， 《纽约时报》的新冠病毒理论被定调了。所谓，这是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数百万人将会死去。每个人都是易感人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封锁。如果不封锁，则是特朗普的错。因此，特朗普要对所有死去的人负责。从那以后，这句话每天以各种方式被重复了数千次。

这不是科学。这不是报道，而是打着报道幌子，进行狂热意识形态推广。谢天谢地，还有像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这样的前《纽约时报》记者，每天都会挑战他们。

现在，读者们看到这一切会对我说，嘿，《纽约时报》他们从来就没有好过。我倒是不同意这种说法。从1934年到1946年，伟大的经济记者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不仅在这里撰写「每日社论」，还策划了书评。有几次，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名字出现在那个评论区的头版，也对他的书进行了精彩评论。

即使回顾以往，他们在战后对流行疫情的报道，一般也是让大家先冷静，鼓励大家相信医疗专业人士，能把控好疫情，除此之外，他们努力促使社会良好正常地运转。在1957-58年(亚洲流感)和1968-69年(香港流感)纽约时报都是这么报道的。《纽约时报》有很好的传统，试图找到中间立场的“重要的平衡报道点”，同时，也允许两端的评论，只要他们的评论看起来是负责任的。(至于它在进步时代的报道，我就不说了; 这不是什么好吹嘘的事。)

然而，该报之前也有个例外。那件事情搞得太大了、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搞、做法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可以说，天理难容了。

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与这件事无法脱开关系。1922年至1936年期间，杜兰蒂担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那些年，在苏共政权之下，全国出现了灾难性的饥荒、政治清洗、以及大屠杀，数百万人死亡非命，这些事实，他是最有条件获得一手的材料的。 他是当时，驻地的新闻媒体，他主导了对美国于此相关的当地状况的报道。也就是，他是可以获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无法得到的信息。

特别是，杜兰蒂本可以全面详实地报道在1932年至1933年间，乌克兰人是如何被活活饿死数百万的，(实际上是被屠杀的)。他没有这么报道。恰恰相反。杜兰蒂在《纽约时报》频繁撰文，向读者保证，苏联一切都很好，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差不多人人都觉得幸福，好像乌克兰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后来的著作《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935年)。应该叫《为了取悦斯大林，我怎么写都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报因他的报道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奖。《纽约时报》不但从未否定过这个报道。反而以此为荣，无视恐怖的真相。而他们应该为隐藏这些真相负责。

勇于面对这段可怕的历史，是极其困难的，一旦，你敢于调查，你就会体验到谎言是如何让杀人机器永恒运转下去。杜兰蒂主导着在莫斯科的新闻界，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压制真相，并让世界相信苏联的一切都很好，但他比谁都更清楚真相。

尽管后来有文献记载了这段历史。 他更喜欢谎言而不是真相，可能是因为他迫不得已，也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完全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他的手下，那些纽约的编辑们是怎样配合了他无耻的期满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至少，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希望他是正确的，即使他是在为一个极权独裁者开脱和庆祝，他们也不去做半点怀疑。

正是这份报纸这段令人作呕的历史，最终掩盖了上世纪这场最大罪行。只有透露,通过伟大的道德勇气,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Malcolm Muggeridge (为《曼彻斯特卫报》写作), 然后由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一个独立的英语记者亲身经历了苦难, 饥饿, 差一点没能离开莫斯科, 他冒着自己和他人的极大的危险，向世界 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和乌克兰的灾难。

这让我想到了这篇文章真正的灵感来源: 2019年的电影《琼斯先生》。你可以在亚马逊上租到。我建议你们去看看。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史诗，完全基于杜兰蒂、奥威尔和琼斯的真实故事。

很少有哪部电影能让我这样心惊胆战的。电影非常精彩，大部分内容都符合历史事实，而且颂扬了在暴政时代，对抗谎言和揭露真相所需要的那种道德勇气。数百万人面临死亡，可是全世界都不知道，要多少人合谋一起压制真相——这些人本来是有名望的、高待遇的，所谓的正人君子。但不幸的是，他们掩盖了事实，过去掩盖了事实，将来还会，除非人们愿意站出来说真话。

某种程度上，掩盖事实的事情，现在正在上演。

我很确定，当你看到疫情的真实状况，对比每日新闻媒体疯狂炒作恐慌，特别是在《纽约时报》，他们每天只是在不断警告你，如果我们不重新封锁整个国家，无数人会因此死去，。

只要稍微有点智慧，就会意识到写作者说的是“病例”，这些病例绝大多数是被要求的检测的结果，大多人是无症状的，主要是那些年轻健康的人，他们受到这种病毒的威胁很小。我们知道这一点。从二月份就知道了。但他没有告诉读者。相反，他们歇斯底里，让越来越多的民众产生恐慌，导致全国封锁。

在这几个月里，《纽约时报》的模式是一样的:

- 不把可怕的经济后果归咎于封锁，而是算到病毒头上;

- 将病毒泛滥的原因，归咎于未能政府没有充分封锁

- 他们故意混淆检测、感染病例，死亡病例之间的区别;

- 从来不关注，以下显而易见的事实，新冠死亡者

- 统计的数据结果是: 平均年龄82岁，有基础病的;

- 完全忽略被封锁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小企业、穷人和少数群体、边缘化社区、艺术家、移民社区、小镇、小剧院等等。

- 任何有关「其他文明国家初期处理新病毒的方法」的言论都不让发表：

- 当免疫人群隔绝了病毒传播后，易感体弱者才可以有效保护(瑞典和其他国家一样做得很不错，因为这些国家拒绝侵犯人权);

任何不封锁的替代解决办法都被斥为疯狂、不科学和残酷，好像福奇就代表了整个科学界;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制造恐慌，而不是维护安定。

据我所知， 上次《纽约时报》就这一问题，在2020年3月20日发了基于现实或明智的评论：大卫·卡茨博士(Dr. David Katz) 发表演讲「为什么封锁的成本太高」。

现在再读一遍，很明显是编辑们迫使他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在其他地方表达得更加明确。

在这一点上，把他们的每日新闻报道读完，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在明目张胆地使用以上的方式，去扩大他们的「叙事语境」，其中政治意图显而易见。我不相信当时的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它只是一种「明哲保身」，为了保住自己工作和实现职业抱负而在不断自我强化。

不知道我被问了多少次，所谓《纽约时报》对严肃评论的这种审查，「是不是出于政治？即对特朗普的恨」，我作为，比较早的批评总统的人，可能写过几百篇文章，批评本届政府政治的各种操作，但是，我觉得，以反对特朗普的圣战为名，让整个国家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基本上是不合情理的。

真有这事情吗? 这些质疑声中，多少有点属实，哪怕是有那么一点，也是无法让人容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社论，会让我想起1932年，所谓用新闻的方式推广「主义」而不是揭露真相，他们选择性报道，而不是全面、平衡的报道事实。他们意识形态高于包容异见，将宣传高于观点的多样性，将咄咄逼人的政治叙事语境高于人性和细致的新闻主义。在这一点上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

这就是为何巴里·韦斯的内部证词，如此珍贵和及时的原因。容忍不同观点的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实践中，总有一种巨大的倾向于所谓政治正确，而对于站错队伍的人，他们无情地处罚。

我们能做些什么? 1932年，除了《纽约时报》，人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今天有很多。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如何让自己更聪明、更有节操、保持警惕和拒绝谎言，可以用其他方式发现并说出真相。

附巴里·韦斯的辞职信

亲爱的A.G .：

很遗憾地告诉你，我要从《纽约时报》辞职。

三年前，我怀着感激和乐观的心情加入这家报社。

录用我是想为这家报纸带来一些不同的声音，新晋作家，中间派，保守派和那些不太会自动将纽约时报作为阵地的作者的文章。

这样做的原因很明确，纽约时报没有能正确预测2016年大选的结果，这意味着它对它报道的美国社会没有充分的了解。

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和其他人在多个场合都承认了这点。纽约时报意见板块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弥补这个短板。

我很荣幸在James Bennet的带领下参与到这个努力中。身为作家和编辑，我对我的工作很自豪。

我帮助介绍到我们版面中的有委内瑞拉不同政见人士Wuilly Arteaga；伊朗国际象棋冠军Dorsa Derakhshani；阿亚恩·赫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玛西·阿琳贾德（Manih Alinejad），扎伊娜·阿拉法特（Zaina Arafat），艾尔娜·贝克（Elna Baker），瑞秋·丹霍兰德，玛蒂·弗里德曼，尼克·吉莱斯皮，希瑟·海因，兰德尔·肯尼迪，朱利叶斯·克莱因，莫妮卡·莱文斯基，格伦·洛里，杰西·辛格，阿里·索芬，克洛伊·瓦尔达里，托马斯·查特威廉姆斯，杨威（Wesley Yang）等许多人士。

然而大选预测失败应该吸取的教训并没有被吸取，比如了解其他美国人，抗拒部落主义的必要性，思想自由交流对民主社会的至关重要。

相反，在新闻界尤其是在纽约时报，大家有了新的共识，那就是真相不是一个集体发现的过程，而是少数开明者已经普遍接受的观念，而这些少数开明者的职责就是告知他人。

推特虽然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报头上， 但它已经成为纽约时报的终极编辑器。

随着推特平台的规范和习俗被纽约时报接受，纽约时报越来越沦为表演的空间。

故事的选择和讲述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受众，而不是让好奇的公众通过读报了解世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直有人告诉我，记者的使命是撰写历史的初稿，而现在历史已经变成短暂的东西，被塑造来满足预定叙事的需求。

我对非正统观点的涉足经常使我受到不同意我观点的同事的欺凌。他们称我为纳粹和种族主义者。

我学会了不去在意有人说 “怎么又写犹太人了” 的评论，有几个被认为对我友好的同事也常会被同事讥笑。

我的工作和我的人格在全公司的交流平台Slack上被羞辱，而大牌编辑也经常参与。

一些同事坚持认为，如果纽约时报要成为真正包容的公司，我这样的人需要被根除。

有些人甚至把斧头的表情符号放在我头像的一侧。

有些员工则在推特上公开称我为骗子和偏执狂。

而他们从不必担心会因为这种骚扰而受到处分。事实上，他们也从未被处分过。

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是，非法歧视，敌对的工作环境, 建设性的解雇......我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有问题的。

我不明白您是如何允许这种行为在公司全体员工和公众的视野下发生的。

我更不能理解您和其他领导们对此熟视无睹的同时却在私下表扬我的勇气。

作为一个中立派在一家美国报社上班不应该需要什么勇气。

有时候我也在想我的经历可能是特殊的，但事实是，不要说冒险， 即使是求知欲对纽约时报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当我们通过连篇累牍地说（发布了第4000篇专栏文章）“特朗普是美国和世界的特殊威胁”已确保我们的工作和和报纸的点击率时，为什么还要编辑对读者具有挑战性的内容？

为什么还要对大胆的文章进行使人麻木的意识形态的净化处理？

自我审查已成为这里的常态。

在纽约时报，现有规则的应用极有选择性。

如果一个人与新的正统思想保持一致，那么他们个人及其工作就不会受到审查。

其他人都生活在网络角斗的恐惧中，只有针对的目标正确，网络愤恨才会被宽恕。

意见专栏两年前可以很容易被登出，现在则会给编辑和作者惹麻烦，甚至被开除。

如果某篇文章有可能在内部或者社交媒体引起争议，编辑和作者都会尽量避免。

如果编辑强烈感觉需要推荐，会被迅速引导到更安全的领域。

如果偶尔侥幸成功发表了一篇没有明确宣扬进步派观点的文章，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行文字都是在考虑了各种警示后认真揣摩，妥协的结果。

纽约时报花了两天通过两道关卡得出结论，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意见专栏论不符合其要求。

在Jaffa的旅行故事发表后，“因为没有涉及Jaffa的构成和历史的重要方面”，我们还要特地发表一个编辑注释。”

但是，谢丽尔·斯特赖德（Cheryl Strayed）对作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讨好的采访，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却不需要任何编辑注释，只因为爱丽丝·沃克是一个骄傲的反犹太人，她相信蜥蜴光明会。

纽约时报现在所记录的更多是遥远星球上的事情，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活。

举几个最近的例子：

苏联太空计划因其“多样性”而受到称赞；

年轻荡妇因为正义的行为而得到宽恕；

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种姓制度将美国和纳粹德国并列。

即使是现在，我仍然相信，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并不持这些观点。

然而，他们畏惧持这样观点的人。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目标是正义的。

也许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对不断变化的正义事业的清单点头赞同，他们将获得保护。

也许是因为相比这个国家数百万的失业者，他们为能有一份工作感到很幸运。

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今坚持原则并不能赢得赞誉，反而让自己成为靶子。

他们太聪明，不在SLACK等公共场合上说， 只在私下告诉我，他们认为新麦卡锡主义已经在时报生根发芽。

所有这些预示着危险，警示要在事业上升迁的年轻作者和编辑要极为注意自己的行为。

规则一：说真话后果自负。

规则二：切勿冒险承接有违主流叙事语境的文章。

规则三：永远不要相信编辑或出版商要求你违反常理。

最终，出版商将向暴民让步，编辑将被解雇或被调走，而您将被挂起来晒成干......

对于这些年轻的作家和编辑，有一点是值得安慰的。

当像纽约时报和其他曾经伟大的新闻机构出卖原则忽视标准时，美国人仍然渴望获得准确的新闻，重要的见解和真诚的辩论，我每天都收到这样读者的来信。

”独立媒体不是自由主义理想，进步理想或民主理想，这是美国的理想。” 这是您几年前说的，我完全同意。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值得拥有一份伟大的报纸。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一些最有才华的记者不会为这份报纸工作，正因如此才使人为这样不自由的环境而心碎。

我将一如既往地当他们的读者， 但是， 我不再能做您请我来时要我做的工作了。

这份工作就像是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在1896年那个著名的声明中描述的：“把《纽约时报》的专栏做成一个讨论所有具有公共重要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邀请各方面的意见人士进行明智的讨论。”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想法之一，而且我总是以“最好的想法总能胜出”来安慰自己。

但是这些想法自己赢不了， 他们需要发声， 需要被聆听， 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认同这些想法的人们的支持。

真诚的

巴里， Bari We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