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主，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美国副总统J.D. 万斯曾指出，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几乎成为一种“宿命”。当美元不仅作为一种货币，更成为全球交易的“商品”时，美国的贸易逆差、经济结构乃至全球金融秩序都受到了深远影响。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地位起，美元逐渐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代名词。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其地位不仅未受动摇，反而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得到进一步巩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约为58%，在国际贸易结算和SWIFT交易系统中占比更是超过80% 。从石油到各类大宗商品，美元成为定价的通用语言。这种广泛的接受度，让美元不仅仅是一种货币，更像是一种被全球竞相“购买”的商品。

美元的“商品”属性源于其储备货币地位所带来的特权。美国能够通过发行美元或国债，以低成本进行融资，满足国内高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全球对美元的持续需求，迫使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就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必须维持经常账户赤字，以向全球提供流动性，但长期的赤字又可能削弱美元的信誉。这一悖论，构成了美元“商品化”的核心逻辑。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直接导致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 。其中，对中国的逆差尤为显著，在双边贸易逆差中占比较大。万斯认为，这种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全球美元需求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对美出口来换取美元，以满足自身储备、贸易和债务偿还等需求。这就使得美国进口远超出口，形成了结构性逆差。以中国为例，2024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部分原因就在于对美出口的强劲增长 。其二，消费与储蓄失衡美元的储备地位支撑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2024年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3.8%，与中国约30%的储蓄率相比，差距悬殊 。高消费使得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度增加，进而推高了贸易逆差。

美元的高需求导致其汇率坚挺。2022年美元升值8.2%，这虽然提高了美国进口商品的购买力，但同时也削弱了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像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高技术产品和纺织品等，大量从中国等国家进口 。

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提出的“孪生赤字假说”指出，财政赤字通过推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进而导致美元升值和贸易逆差扩大。2024年美国国债突破3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20%，庞大的财政赤字为贸易逆差提供了温床 。

贸易逆差作为美元“商品化”的副产品，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既带来了正面效应，也存在潜在风险。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倘若美国转为贸易顺差，可能会导致美元回流，引发全球流动性短缺，进而使全球经济增长失速。贸易逆差让美国消费者能够以较低价格购买进口商品，提升了生活水平。例如，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凭借高性价比，大量进入美国市场，让美国消费者受益 。尽管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巨大，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如科技、金融、旅游等方面保持着优势。2024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2950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商品贸易逆差 。

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对外债务不断增加。2024年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为 - 18万亿美元，债务高企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誉的担忧 。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这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从1970年的26%降至2016年的8.5% 。虽然自动化是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进口竞争的加剧也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压力。

特里芬难题表明，长期的贸易逆差可能动摇美元的全球地位。20世纪60年代的美元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特朗普政府曾试图通过高关税政策，如2025年4月对中国商品加征240%关税，来减少贸易逆差 。然而，贸易逆差的结构性根源难以通过单一政策得到改变。美元的“商品”属性决定了贸易逆差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强行消除贸易逆差，可能会削弱美元的储备地位，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与此同时，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也为美元地位敲响了警钟。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024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升至3.5%，尽管与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增长迅速 。此外，印度、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探索非美元交易体系。不过，由于美元的网络效应、金融市场深度以及地缘政治优势，短期内美元仍难以被取代。

当美元成为“商品”，贸易逆差成为美国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特征。万斯的观点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必然性：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要求美国承担全球流动性供给的角色，而贸易逆差就是这一角色的代价。然而，长期累积的贸易逆差可能会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加速产业空心化进程，对美元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

未来，美国需要在贸易逆差的利弊之间寻求平衡，可通过提高储蓄率、调整产业政策，或者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等方式来缓解压力。从全球层面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其他货币的崛起，可能会逐步削弱美元的“商品”地位，但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仍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支柱，而贸易逆差也将继续伴随着美元的“商品化”进程。

美元作为“商品”的故事，既是美国经济霸权的象征，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矛盾的缩影。万斯的见解提醒我们，贸易逆差并非仅仅是数字的简单叠加，而是美元在全球舞台上特殊角色的必然结果。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美国需要审慎管理贸易逆差的规模和影响，而世界各国也需要思考如何在美元主导的体系下，寻找新的平衡。只有这样，美元的“商品”属性才能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而不是演变为潜在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