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谴责和愤怒的声浪中，本月6日，中储粮在社交平台紧急发表的声明，试图给社会舆论降温，但在通篇的我知道我错了，我现在就改正的陈词滥调中看不到一丝道歉的语调和态度。

装煤油的罐车被用来装食用油，而且还不清洗的食安事件再次引发了民众的担忧：2009年通过《食品安全法》后这15年里，我们的食品安全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2008年，毒奶粉事件震惊全国，因服用了掺有 2B 类致癌物质的三聚氰胺的奶粉，全国有至少30万名儿童深受其害，这是导致2009年快速通过《食品安全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在中国的高速发展车轮的带动下，社会消费品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特别是食品饮料方面，增速更是惊人。

2002年，中国食品工业产值不足1万亿，但到了2008年，就达到了4万亿规模，在保持每年34%的增长率的同时，食品安全成为社会隐患。毒奶粉、毒鸡蛋、毒红枣、毒牛肉等事件层出不全，不断刷新认知的底线。

中国作为猪肉消费大国，最典型的食安例子就是槽头肉，这是猪头与躯干连接部位的肉。含有较多的淋巴结，也被称为淋巴肉。正常五花肉批发价格在一斤12元左右，而未经严格处理的劣质槽头肉批发价一斤仅3元左右，价格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本来应该被销毁的问题猪肉却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市场上出售，还制作成预制菜和梅菜扣肉，甚至行之有效多年，是因为监管部门缺乏常识还是刻意的无视？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食品安全永远是一个被动解决的的社会问题，几乎所有重大的食安问题都不是在监管的日常执法中被发现，而是通过媒体和网络被曝光后才被了解。

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正是实施后，由各种添加剂加工而成的辣条成为了影响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由于对于辣条统一标准存在地区性差异，为了调和这种所谓的差异和矛盾，一直拖到2019年才正式立法统一了辣条的食品分类和监管要求。在食品安全、各方利益面前，相关部门似乎总是慢半拍。

尸位素餐往往比补缺式的监管更可怕。虽然7月9日，国务院食安办组织多部门成立了彻查食用油混装煤油罐车的联合调查组，表达了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严惩、绝不姑息的态度和尽速开展食用油风险隐患专项排查的要求，但人们想问的是：像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会是最后一次吗？

2016年，在《食品安全法》正式发布的第二年，中国的食品安全违规案件达到了2.84万件，这仅仅是来自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情况应该更糟，而这个数字在2021年来到了9.44万件。

正如纽约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Yanzhong Huang 在其文章中表示：“这个问题甚至更糟（对比过去的食安问题），比如，地沟油，你可以选择自己在家做饭，不用外出就餐，但你无法避免食用可能遭受污染的食用油，因为它很难在被正确识别，”“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变得如此沮丧的原因。”

一方面是低廉的问题食品带来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是被动的监管和不作为，似乎承受伤害的永远是普通消费者。在这样反复的拉扯中，人们不仅要问：最后的底线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