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疫情之后，从地缘冲突、全球变暖，到加密货币崩盘，多元危机此起彼落，世界经济现正处于脆弱状态，是时候重新思考如何应对这些紧迫的风险，来自全球的28位创新经济先行者也在着手解决种种棘手问题。

健忘者很容易把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归咎于民粹主义的盛行，如此一来，英国脱欧、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对新冠疫情的不当处置便成了一版片面叙事的章节。唐纳德·特朗普之流煽动民心的领导人一味迎合民众内心深处的至暗本能，专家的声音没入了社交媒体的汪洋大海，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经济。

这样一个当代史叙事版本的问题在于，对于当前的某些奇葩现实民粹主义难辞其咎不假，但是政策的失误并不能全都归罪于民粹主义，还记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吗?还有中产阶级薪资的停滞不前和不平等状况的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对整个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而这一切都是在人们心目中心智成熟的领导人当政时发生的事情。

也许这样说更有道理，那就是民粹主义者和主流政客都在不顾一切地想要以世界运行之道响应眼前的巨变。

1989年，作出苏联解体预判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喊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民主和资本主义必将完胜独裁和国家管控，但他的话说早了。

过去三十年伴随中国的崛起，世界权力的天平在不断偏离欧美国家，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表明，这一趋势仍将延续，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将从1989年的59%滑落到2022年的41%，到2050年还将进一步萎缩到24%，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变化会引发两类问题：一是矛盾迅速激化导致双方剑拔弩张，二是年深月久的藏怒宿怨使经济付出惨重代价。

俄乌冲突分明是前一类问题的代表，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印度显然没有挑边站队。另外，巴西新当选总统卢拉已经表示，俄乌之间爆发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难逃罪责，沙特对美国提出的石油增产要求也全然未予理会，所有这一切都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伴随美国及其盟友势力的日渐衰落，新兴市场的势力正在日渐扩张，接踵而至的将会是导致形势失稳的各种冲击。

如果剧烈动荡接连出现，使用某种指标对其影响作出评估便不失为有益之举。

美联储经济学家达里奥·卡尔达拉和马泰奥·亚科维耶洛在这方面最先做出了尝试，他们基于搜集到的媒体报道创建了一个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彭博经济研究将该指数代入一个模型，以此计算军事集结、恐怖主义事件和战争等各种冲击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2022年一季度一次程度相当的地缘政治冲击(俄乌冲突爆发)导致美国投资下降了1.3%，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才能得以恢复。同期GDP下降了0.3%，物价上升了0.3%，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8%。

一个基于标准化地缘政治风险指标的模型显然顾及不到危机的具体特性，比如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和农产品供应造成了冲击，而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电子产品供应链将会因此瘫痪，不过，计算结果还是使我们有了一个有益的开端。

当前全球经济的疲软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地缘政治冲击短期影响的另一个思路。

俄罗斯已经陷入衰退，而很大程度上由于天然气供应的中断，欧洲也将步其后尘，在美国，同样与俄乌冲突脱不了干系的通货膨胀已经迫使美联储走上了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加息之路，彭博经济研究的一个模型计算结果表明，美联储此举很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在2023年出现下滑，进而使得数百万人丢掉饭碗。

藏怒宿怨类冲击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剑拔弩张式冲击那样立竿见影，但是假以时日也会同样严重。

原因很简单，全球互通互联可以带来货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而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抑制通胀。国际关系的破裂则将带来相反的结果，导致跨境贸易、投资及移民受到限制，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并使物价承受上行压力，据彭博经济研究估算，英国脱欧已经使英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7%下降到了1.2%。十年下来，累计损失将高达8000亿英镑（9170亿美元）。

中美关系也是一样，先是特朗普打出了关税牌，有人曾寄希望于拜登上台会带来两国关系的缓和，不料结果却是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拜登政府不但没有解除关税，反而更进一步切断了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供应，想借此把中国半导体产业变成孤岛，使其技术发展就此被冻结。

贸易和技术流动的中断也推升了通胀预期，俄罗斯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已经对此作出了极端诠释，如果美国消费者从此无缘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那么虽然通胀之火不会即刻点燃，但干柴和火种却已具备。

政治比经济更难预测，也有可能选民们会选出承诺致力良好国家治理的温和派领袖，就像当年美国选民选出拜登一样，随着贸易改弦易辙远离地缘政治错误路线，某些地区势必会因此受益，而如果相互对立的大国竞相以投资来换取其他国家的青睐，一些发展中国家想来会获益匪浅。

不过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任何想要等着地缘政治局势恢复稳定的人注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战争历史没有终结，而今它已重现，对于繁荣而言，那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