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居住在上海的知名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她一个月的信用卡消费账单只有11.4元，是购买腾讯音乐的费用，直指出封城对经济带来巨大的代价，随后，她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马车”之一，而减征个税才能有效促进消费。

林采宜在其微博上写道，

"今天，招商银行私人银行部的客户经理从总行（深圳）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两个月在信用卡用卡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我知道这是委婉的问法。估计她内心准是以为我抛弃招行信用卡改用他行卡，即便是破产了、失业了也不至于一个月的账单只有11.4元"。

"我告诉她：被关在家里两个月了，没有消费，她问：'您网络上也没有消费吗？'我说：线下物流停了，还网购什么呀？11.4元是购买腾讯音乐的费用，这个不需要物流"。

"人流停了，所有服务业的消费都没有了，物流停了，连网购的商品消费也没有了，一个私行客户，月信用卡账单11.4元，多少商户还活得下去？这两个月没有在上海呆着的人，真的体会不到封城的代价。"

据悉，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指在招商银行月日均全折人民币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

减征个税才能有效促进消费

疫情之下，大量企业裁员，失去固定工作的人将从工资税的缴纳者变成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作收入或者说“劳务费收入”将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建议提高劳务费收入的起征点。

1. 最近十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GDP增长的一大半来自于消费增长。后疫情时代，受房地产需求疲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以及海外供应链调整的影响，投资和外贸增长的动力有限，促进消费是国内唯一可以良性循环的经济增长动力。

2. 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实证数据显示，减征个人所得税拉动消费的作用大于提高税收起征点。

3. 实证数据表明，减征个税不仅能提高居民当期的收入水平，而且可以稳定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因此，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优于发放消费券和现金。

4. 疫情之下，大量企业裁员，失去固定工作的人将从工资税的缴纳者变成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作收入或者说“劳务费收入”将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建议提高劳务费收入的起征点。

一、 消费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1年，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5.4%、20.9%、13.7%。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近十年来，中国GDP增长的一大半来自于消费的贡献。

后疫情时代，房地产投资增速在政策调控和需求减弱的双重掣肘下回落，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仅制造业投资保持强劲无法支撑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力不足（图2）。此外，随着海外供应链的逐步恢复，叠加俄乌冲突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图3）。因此，促进消费是国内唯一可以良性循环的经济增长动力。

二、 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可支配收入

数据显示，除了2020-2021年受疫情扰动的年份以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速变化趋势正向相关，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图4）。

但自从2017年以来，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滑，呈现储蓄增强和消费减弱的趋势，2020年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65.9%， 2021年，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仅68.6%。同期国民总储蓄率45.07%，远高于世界水平的27.18%。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储蓄率上升反映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悲观预期。

三、 减征个人所得税比提高个税起征点更能有效推动居民消费

实证数据显示，每一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对最终消费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于2005年、2007年、2011年三次提高个税起征点，每次都促进了消费支出的增长，尤其是2011年，不仅上调个税起征点，同时还下调了较低收入档次的税率，同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至21.4%。可见，减税政策中，降低税率和提高个税起征点对消费都有刺激作用，前者比后者更为显著[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率大致为68%左右[2]，其中城镇居民边际消费率62.8%，工薪纳税主体主要为城镇居民，即每减征1元个人所得税，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增加1元，其中平均有0.628元将用于消费支出[3]，202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3993亿，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占6.9%，如果减征一半个人所得税，那么可以带来的增量消费大致为4400亿元（13993*50%*0.628=4394）。

四、 减征个税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优于发放消费券和现金

从2020年疫情发生到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采用发放现金、消费券等各种方式给居民纾困，提振居民消费，但效果并不理想。以日本的消费补贴计划为例，2020年5月，日本政府向每位居民发放了10万日元的新冠疫情补助，家庭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但消费性支出却仍然持续下跌，可见，大部分现金补贴不是被用于消费，而是转化成了居民储蓄（图8）。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不仅仅取决于当前收入，同时也受预期收入的影响。

消费券和补贴性现金发放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多次性的，但未来发多少次，每次发多少，没有确定性。在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更多的居民会选择储蓄或者投资，而不是完全用于消费，日本和美国的居民在处置疫情补贴收入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种特征。而减征个人所得税则给居民一种稳定的未来收入预期，这种预期对于增加居民的财务安全感，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具有更加强烈的积极作用。

五. 提高劳务费的起征点 改善失业人员临时工作收入

根据税法，我国的劳务费收入起征点是800元，之所以制定这么低的税收起征点是因为考虑到劳务收入的次数和频率不确定，因此在税收上就高不就低。

2018年个税改革之后，规定 从“2019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将和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一来，劳务费收入高的群体已经实施了“补交税款”的措施，因此，建议把劳务费的最低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5000元，和职工工资收入的起征点相同。

疫情之下，大量企业裁员，失去固定工作的人将从工资税的缴纳者变成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作收入或者说“劳务费收入”将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提高劳务费收入的起征点，对于失业以后从事临时工作获取计件工资的群体，将是一种有效的支持。

本文作者林采宜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张菁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