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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之书
过去半个世纪，硅谷都是美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如果把硅谷独立出来，那么这里是全球第18大经济体；而加州则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现在的硅谷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逃离危机”。
加州州长纽森上周主动给Airbnb联合创始人兼CEO切斯基(Brian Chesky)以及外卖平台DoorDash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Tony Xu分别打了电话。州长在电话中恭喜两位创业者最近公司上市，同时也希望了解他们对加州创业经商环境的意见。令纽森满意的是，这两位企业家都向州长保证自己不会离开加州。
逃离硅谷形象危机
显然，近期的“逃离硅谷热潮”(Silicon Valley Exodus)让州长纽森有点坐不住了。过去几个月，特斯拉、甲骨文、惠普企业、Palantir等知名科技科技企业纷纷将总部搬离硅谷，马斯克、埃里森和大卫·卡普(Palantir联合创始人兼CEO)等商界领袖先后离开硅谷。
加州政府正面临着一个“公关形象危机”。马斯克更是公开炮轰加州政府的高税收和企业监管，称“加州就像是常胜球队，似乎对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他们不可能一直赢下去”针对这些情况，纽森显然想听听企业界的想法。
尽管每年都有企业离开加州，但最近这几家出走的公司可都是标志性企业。特斯拉是目前美国最炙手可热的新能源车企。尽管今年出货量只有50万辆，还不及传统车企的一个零头，但特斯拉股价却翻了七倍，现在6000多亿美元的市值甚至是七大传统车企的总和。马斯克也一跃成为了身价1300多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富豪。
今年夏天高调反对加州政府疫情停工举措的同时，马斯克选择了德州奥斯汀新建特斯拉在美国的第二家组装工厂，获得了当地Travis郡政府至多4600万美元的税务减免(具体金额和就业指标挂钩)。与此同时，马斯克还宣布Space X的总部也会从洛杉矶搬到德州，那里有他们的火箭装配与发射基地。
惠普企业的前身惠普公司更是见证硅谷历史的活化石，创办于1939年的这家老牌IT企业是硅谷车库文化的由来，也是乔布斯年幼时的向往，在硅谷的地位就像是现在的苹果。创办40多年的甲骨文更是美国企业软件领域的第二大巨头。76岁的埃里森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就隐居在夏威夷Lanai岛上，他买下了那里97%的公共土地。
虽然“逃离硅谷”成为了报道热词，但科技企业搬到德州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现象。过去十年间，英特尔、AMD、戴尔、惠普、甲骨文等几十家硅谷科技企业，纷纷在德州奥斯汀等地兴建园区。对甲骨文来说，此次所谓的“搬迁总部”只是将总部注册地从硅谷红木城改成了奥斯汀园区地址而已。
搬迁背后现实利益
对加州政府来说，企业逃离是一大尴尬，他们投奔德州则是双重尴尬。加州和德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最大的两个州，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明争暗斗。在经济政策和价值观方面，加州和德州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大根据地，高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大旗。加州政府倾向于高税收和重监管的欧洲模式，而德州政府则拥护低税收和轻监管的小政府模式。
那么，为什么科技企业会纷纷搬离加州，跑到德州新建园区？企业感兴趣的并不是政治立场，他们在乎的是实际利益。科技公司纷纷在奥斯汀新建园区，因为德州的税收更低，可以省下大笔资金。
德州首府奥斯汀有着“硅山”的称号，俨然一副小硅谷的热闹景象，这里是美国增长最快的都市区。去年苹果也宣布在这里投资10亿美元，兴建一个可以容纳1.5万名员工办公的新园区。而惠普企业在宣布总部搬迁之前，也早就转移到了德州的休斯敦。
加州的企业州所得税最高是8.84%，而德州最高则是0.75%。德州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也明显低于加州。企业搬迁专家弗兰尼奇(Joe Vranich)去年统计认为，过去八年总计有1.3万家企业离开了加州，从加州搬到德州可以节省30%的运营成本。
甲骨文的奥斯汀园区开业于2018年，当时规划会有10000多名员工。按照甲骨文对当地政府的承诺，2020年奥斯汀园区员工的平均薪酬将达到6.7万美元，而根据Glassdoor的数据显示，甲骨文硅谷红木城总部员工的平均薪酬是11.5万美元。特斯拉向奥斯汀工厂的当地政府承诺解决本地5000个就业岗位，但起薪只有3.5万美元，这个薪酬只有硅谷工厂的一半。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逃离硅谷”的企业只是将总部注册地从硅谷改成了德州，以便享受到德州的低税收待遇。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关闭硅谷园区，把硅谷员工都迁移到德州。这意味着甲骨文和特斯拉还是需要向加州政府继续支付园区地产税和员工的工资税。
高房价硅谷居不易
对于科技企业的高管和员工来说，搬到德州也有着非常现实的回报。加州拥有全美最高的州所得税(最高13.3%)，还有全美最高的资本利得税(同样是13.3%)。而德州压根就没有这两项税收。今年因为特斯拉股价飙升而资产暴涨千亿美元的马斯克从加州搬到德州，最现实的回报就是省下了十多亿美元的税款。
而且，由于今年疫情影响企业经营，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加州政府还在打算继续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加州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加州45%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来自于1%的富人。马斯克和埃里森这样的超级富豪离开，意味着加州政府失去了大笔所得税收入。
对普通民众来说，搬迁到德州意味着生活品质的直接提升。相比起加州，德州的生活成本较低，房价也远为便宜。以今年10月的房屋销售数据举例，硅谷圣克拉拉郡一幢独立屋(Single- family house)的售价中值是144万美元，而德州奥斯汀所在的Travis County的这个数字仅为43万美元，而且还是在已经同比增长20%的情况下。
匿名职业社交网站Blind本月初对1500多名硅谷科技行业人员进行了调查。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随着公司一道搬迁。即便是在FAANG(Facebook、谷歌、苹果、亚马逊和Netflix)巨头员工中，愿意搬迁的也达到了58%。
尽管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大幅收缩，但却并没有影响到硅谷的房价增长。美国股市的大幅走高，让持有科技公司股票的员工们资产显著升值，而几家明星创业公司的先后上市，再次造就了新一批的千万乃至亿万富豪。今年10月，圣克拉拉郡的独立房屋售价中值依然同比增长了16.8%，继续创下房价新高。
在实际的生活压力驱动下，加州人纷纷涌向德州。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有8.6万人从加州搬到了德州，同比增长了36%；而同年从德州搬到加州的人数是3.8万人。当加州人受不了高税收和高房价时，德州始终是他们首选的迁居地点，其次则是亚利桑那和华盛顿州，2018年迁入这两个州的加州民众数量分别为6.8万人和5.5万人。
加州工会力量强大
严格的监管也是企业选择远离加州的原因之一。马斯克和加州政府公开交恶，来自于他对疫情期间企业停工政策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初，马斯克炮轰居家令是法西斯，在没有得到当地卫生部门的复工许可情况下，强行在特斯拉工厂开工生产Model 3。由于马斯克和特斯拉的明星地位，加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默许了他的违规行为，没有进行任何处罚。
即便如此，马斯克依然宣布自己要把特斯拉和Space X搬到德州，而德州正好是美国停工令最为宽松的州之一。在对比了奥斯汀和俄克拉荷马Tulsa等几个城市(的税收减免待遇)之后，马斯克选择了奥斯汀新建超级工厂。在他和德州州长共同宣布这一项目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奥斯汀工厂就已经开始动工新建了。
这个速度在加州恐怕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是在加州，兴建一个大型工厂可能会遭到环保机构和当地居民的诉讼，然后经历两年的诉讼流程，才能正式开始。在环保方面，加州是美国最接近欧洲的政府。近期特斯拉在德国的超级工厂项目，也因为毁林的环保原因被法院强行叫停。
硅谷企业家协会(Bay Area Council)总裁伍德曼(Jim Wunderman)表示，”加州监管部门非常难打交道，不仅程序冗长，而且耗资不菲。虽然很多企业和企业家都在谈论这些问题，但现在他们却真的在考虑离开，而且新冠疫情导致的远程工作也加速了他们的离开。”
加州有着美国最为严格的劳动法律，政府和法院在劳资纠纷中通常会优先考虑工会的利益。由于拒绝组建工会和长期要求加班，特斯拉的硅谷工厂一直承受来自工人权益组织的抗议。相比之下，德州的劳动法律要对企业友好得多。特斯拉硅谷工厂是2010年从丰田买的现成工厂，这也是加州现在唯一一家汽车装配厂，丰田和通用汽车都已经关闭了在加州的生产线。
在工会力量的推动下，去年加州议会颁布法律，要求Uber等共享出行巨头必须将平台签约司机视为全职员工提供福利保险待遇。这一法律遭到了Uber等共享经济公司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惜和加州政府打起了诉讼战，并以关闭加州业务来威胁。
在耗费了超过两亿美元进行游说之后，这些共享经济巨头最终在今年的加州公投中得到了豁免待遇(不必遵守上述劳动法)，避免了在总部加州关门歇业的两败局面。如果公投没有通过的话，或许Uber、Lyft和Doordash现在也在考虑搬迁到德州。
多元化也是加州企业面临的政府监管压力。按照加州在2018年的法律，总部设在加州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必须要在明年年底包括两名女性。与此类似，硅谷科技公司也面临着员工组成不够多元化的指责，很多公司公开承诺要招聘非裔和拉丁裔员工，为他们创造更大的职业空间。
政策立场难以改变
虽然纽森很重视最近科技企业离开硅谷的问题，主动联系企业家了解看法，但科技巨头搬离加州的真正原因，都不是纽森和加州民主党政府可以解决的。州长没有能力和意愿改变加州高税收、重监管的左派政策，民主党不可能无视工会的要求，而且房价持续上涨也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收入(每年的地产税)。
只要这些问题不改变，依旧会有更多企业和民众选择离开加州，搬到低税收和低房价的德州或者佛罗里达等地。虽然硅谷过去五十年都是美国的科技中心，但真正出现“Gentrification”(中产阶级化)问题则是在过去二十年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创业大潮。
在这一波创业和造富神话中，一批批涌现的新兴科技富豪和富人直接推高了旧金山湾区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让那些非科技行业的本地居民无力承担而被迫离开。无助的本地居民将怒火对准了科技巨头，不断对这些企业进行抗议。他们的选票压力也促使民主党政客加大对科技企业和高薪富豪的税收负担。
硅谷最北端的旧金山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危机最为明显的城市之一，一方面是房价房租水涨船高，大批新贵迁入，老居民被迫搬离，另一方面是流浪人口不断增加，他们聚集在繁华市区，带来了严重的盗窃、吸毒和抢劫等社会治安问题。
中产阶级化或许是每个繁华都市区都会面临的危机。不动产的急剧升值必然会导致社会多样性的丢失和人口的对外流失。即便是在加州内部，旧金山湾区的居民也在向萨克拉门托等房价略低的地区迁移。去年旧金山湾区人口仅仅增加了0.42%，创下了过去15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
加州政府的数据显示，旧金山湾区五个郡的人口增长从2013年的新增10.2万人大幅减少到2018年的3.8万人。而且湾区的新增人口几乎完全来自于外国移民，本地居民搬出湾区的数量远远超过迁到湾区的美国其他地区人口。
而且，疫情带来的远程办公的确解放了不少硅谷的年轻人，他们不再需要忍受高房租居住在旧金山湾区，而可以选择搬到萨克拉门托、内华达雷诺等房租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哪怕在工作需要的时候，也可以驱车几个小时来到公司。过去半年时间，旧金山的房租已经下跌了7%。在今年疫情居家之前，旧金山市区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值超过了37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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