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2 日晚 8 点半，中国银保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网络小贷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网络小贷办法》从落实“两参或一控”、限制异地展业、严格限制杠杆率、要求联合贷款出资比例等条款，对互联网小贷行业严监管，意在压缩扩张规模，控制风险。

按照蚂蚁此前的招股书，蚂蚁主要的收入与利润仍来自借贷业务。蚂蚁集团总体的借贷余额约 2.15 万亿元，其中约 4000 亿元是小微贷款，约 1.75 万亿元是消费贷。

4000 亿元小微贷款是受到外界高度肯定的创新业务，并弥补了此前商业银行很难覆盖和服务的小微贷企业；但对于 1.75 万亿元消费贷，风评要有争议得多。

对蚂蚁集团的核心业务质疑最多的，正是快速增长的消费贷是不是刺激了超前消费一代。“花呗”“借呗”此前以 14%—18%的利息鼓励了年轻人、低收入者的消费行为， 其中不免存在超前和过度消费。当天的外滩峰会上，早于马云发言的央行原行长周小川 就提及，“一些年轻人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总的来说，这会引发储蓄率进一步地调整”。

分析人士认为，一旦蚂蚁集团上市，高市值压力可能激励蚂蚁集团加快放贷步伐， 因为目前合作放贷的机制下，风险并不是由蚂蚁承担，消费贷规模会不会进一步追高，风险会不会传导给银行？

 一位江苏地方银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该行与蚂蚁合作的联合贷款的不良率超过蚂蚁对外公布数字的 6 倍，其中某一个月的不良率高达 13%。一家浙江某股份制银行的数据亦显示，该行全口径 3 月末“花呗”逾期率为 6.8%，“借呗”为 3.63%，较上年末分别增加 4.74 个百分点和 2.07 个百分点，联合贷款信用风险呈暴露态势。

蚂蚁集团招股书坦承，2020 年上半年的贷款逾期率明显攀升，5 月底逾期 30 天以上的余额逾期率达到上半年的高点 3.01%，到 7 月底回落至 2.97%；90 天以上余 额逾期率从 1 月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7 月底达 2.15%。

11 月 2 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刊发署名文章称，金融科技公 司的“花呗”“白条”“任性付”等产品，内核与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没有本质差别；如“借 呗”“金条”“微粒贷”等产品，与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无本质差别。在收费方面，金融科技 公司缺乏统一标准，一般高于持牌金融机构。比如“花呗”与银行信用卡业务基本相同，但分期手续费高于银行，与其普惠金融理念不符，实际上是“普而不惠”。

从放贷的渠道和形式看，2.15 万亿元借贷余额中，1.75 万亿元是蚂蚁集团和商业银行的合作放贷，约三分之二是助贷，其余是联合贷款；两家小贷表内放贷 360 亿元，ABS1700 亿元；网商银行表内放贷 1100 亿元，场外 ABS800 亿元。蚂蚁引发的市场集中度风险，多次被监管注意到。在 2018 年初的现金贷治理中，蚂蚁旗下两家小贷公司杆杠畸高，一度被监管部门要求压缩规模降杠杆、补充资本金。 彼时，“花呗”、“借呗”截至 2017 年底在场内外发行的 ABS 规模达约 4000 亿元，占到中国市场消费类资产 ABS 的九成，占到万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四成。

在 ABS 规模被限制之后，蚂蚁集团的信贷模式转向与 400 多家商业银行的合作放 贷，一年之内规模井喷，2019 年底行业规模达到 2 万亿元，其中蚂蚁集团与 400 多 家银行合作放贷占一半以上（参见本刊 2019 年第 41 期《2 万亿联合贷款挑战》）。 至 2020 年蚂蚁上市前，规模进一步放大到 1.75 万亿元。

在去年和今年的支付清算论坛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均多次强调：“特别要警惕围 绕支付业务大搞金融产品的嵌套，避免杠杆率持续攀升、风险跨市场传染、底层资产无 法穿透、资金流向无人知晓、风险资产规模无法统计、风险因素持续累积等重大风险隐 患。”这指向的是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微信分付、美团月付、滴滴信用付等同类互联网信用贷款业务，简称“信用付”。这类业务的实质是：以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等变相经营虚拟信用卡业务，但绕开了信用卡业务资质必须由银保监会审批和个人贷款业务的监管规则，从而造成了几类问题。一是贷款规模、数据等难以综合统计，部分商业银行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的联合贷款或助贷规模较大，集中度较高；二是诱导过度消费，增加共债风险，尤其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向多家银行导流消费贷客户，但在征信数据报送上进 度参差不齐，即使是监管部门也未必掌握这部分贷款的真实资产质量情况。但背后提供大量资金的是银行。

“蚂蚁集团的整合模式是个标杆，如果能落实，未来其他互金平台的‘信用 付’产品也会照此清理。”接近央行支付司人士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