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封信,不仅对比利时公共卫生部门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部门来说,都有深远影响。信中所写适用于任何实施了封锁,而不允许其人民享受自由并许可专业医疗人员承担主要抗疫工作的国家。
截至目前,该公.开.信已获得394名医生、1340名受过医疗培训的健康专家和8897位公民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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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利时医生和健康专家,谨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近几个月来不断演变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呼吁政治家在制定政策和强制执行防疫措施时,能够独立且批判性地了解情况。我们要求进行公开辩论,所有专家均可出席且无需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在围绕新冠病毒的初期恐慌过后,客观事实现在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没有任何再采取任何紧急政策的医学理由。
当前危机管理的利弊比是完全失衡的,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其带来的好处。
我们呼吁停止所有封锁措施,并要求立即恢复我们正常的民主治理和法律结构以及我们所有公民的自由。
「解决办法不能比问题本身更糟」,这一论点在当前形势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现在被保护着以避免感染新冠的人口数量,人民目前遭受的附带损害,将在短期和长期内对人口的各个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前的防疫措施及严厉的违规处罚与比利时最高卫生委员会(Belgian Supreme Health Council)曾经制定的价值观,即「科学–专业–质量–公正–独立–透明」背道而驰。最近成为公卫领域权威的比利时最高卫生委员会,一直在确保我国的药品质量。
我们认为,防疫政策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纯属单方面指导,媒体也没有开放足够的空间进行公开辩论,以听取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此外,每个城市和省政府现在都有权增加自己的措施,不管这些措施是否有依据。
在疾病预防、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自身免疫力、关注个人的最佳护理以及对医护人员的投资方面,对新冠疫情实施的严格压制政策与政府的最低限度政策形成了强烈对比。
健康的概念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下了如下定义: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
因此,健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身体机能上的健康,也包括个人情感的完满和社会幸福感。从支持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看,在制定政策时,比利时也有责任将这些人权纳入采取措施的考量中。
而目前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而采取的全球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就违反了这种健康和人权观点。这些措施包括:强制口罩令(在户外和进行体育活动时也要戴口罩,在某些城市,严苛到甚至附近没有其他人也要戴口罩)、保持人身距离、进行社交隔离、对某些群体施行强制隔离和卫生措施。
预计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新冠疫情
在新冠疫情开始时,这些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也得到了广泛支持,尽管我们周边各国在执行方面存在差异。世界卫生组织(WHO)最初预测,这场疫情的死亡率高达3.4%,换句话说,数百万人将死于新冠。此外,新冠还是一种没有治疗手段或疫苗的高传染性病毒,这势必将给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带去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样的预测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性恐慌局面:「拉平曲线」的办法就是封锁整个社会和经济,再将健康的人隔离起来。在等待新冠疫苗的时候,保持社交距离就成为了一种新常态。
有关新冠肺炎的事实
然而,渐渐地,警报声从多个方向响起:客观事实显示出与预测完全不同的实际情况。
新冠肺炎的病程遵循了与流感季的正常感染波类似的过程。每年,我们都会看到流感病毒呈现出这样的混合曲线:首先是鼻病毒,然后是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然后是冠状病毒。新冠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使用核酸检测会产生许多假阳性,所以使确诊病例呈指数级增长。这个检测是通过紧急程序仓促完成的,而且从来没有认真的自测过。其设计者也明确警告说,该检测是用于研究的,而不是用于诊断的。
此外,核酸检测涉及基因组织的扩增循环——每次都有一个基因组被扩增。任何感染(例如其他病毒、旧病毒基因组碎片)都可能导致假阳性。
最后,该检测并不测量样本中存在多少病毒。真正的病毒感染意味着存在大量病毒,也就是所谓的病毒载量。如果某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并不意味着从临床角度来说,这个人实际上已经被感染了、生病了、或者马上就要病了。这并不满足科赫法则(「在一个有临床反应的病人身上发现的纯病毒可以在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引起同样的反应」)。
小编注:科赫法则又称证病律,通常是用来确定侵染性病害病原物的操作程序。它由伟大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提出,用以科学验证细菌与病害的关系,被后人奉为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
鉴于核酸检测呈阳性并不能自动表明活性感染或传染性,因此,也就不能证明仅仅基于这些检测而采取的社会措施是合理的。
封锁
如果我们把实行严格封锁政策的国家和没有实行的国家(瑞典、冰岛……)的感染波进行比较,会看到差不多的曲线。所以,强制封锁和传染过程之间没有联系。封锁也并没有降低死亡率。
再看一下强制封锁的实行日期,我们会发现,封锁其实是在高峰期已经结束且病例开始减少之后才开始的。因此,病例的下降并不能归功于封锁。
与往年一样,似乎气候条件(天气、温度和湿度)和不断增强的免疫力更有可能减少感染波。
我们的免疫系统
几千年来,人体每天都暴露在含有传染性微生物(病毒、细菌和真菌)的湿气和飞沫中。
这些微生物被一种先进的防御机制——免疫系统阻止其渗透进人体内。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依赖于日常接受这些微生物的影响。过度的卫生措施反而会对我们的免疫力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免疫系统脆弱或有缺陷的人,才应该受到广泛的卫生或社交距离的保护。
流感将在秋季再次出现(与新冠肺炎一起),到时,自然抵抗力可能下降,也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和死亡病例。
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两个部分:先天非特异性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
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组成了第一道屏障:皮肤、唾液、胃液、肠粘液、振动毛细胞、共生菌群……以防止微生物附着在组织上。
但如果微生物真的附着到组织上,巨噬细胞也会包裹并分解掉它们。
适应性免疫系统包括粘膜免疫(IgA抗体,主要由肠和肺的上皮细胞产生)、可与异物或微生物接触产生的细胞免疫(T细胞活化)和体液免疫(IgM和IgG抗体,B细胞产生)。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两个系统是高度纠缠的。
看起来,大多数人已经对流感和其他病毒产生了先天或全身免疫。「钻石公主」号的调查结果便能证实这一点,该邮轮因有几名乘客死于新冠肺炎而被隔离。由于乘客多为老年人,因此这艘船为病毒传播设置了理想环境。然而,75%的人似乎没有被感染。所以,即使在高危人群中,大多数人也都具备对病毒的抵抗力。
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粘膜免疫(IgA)和细胞免疫(T细胞)来中和冠状病毒,同时不会有或很少有症状表现出来。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未感染人群中,新型冠状病毒与CD4+T细胞的反应性高达60%,这表明,新冠病毒与其他感冒(冠状)病毒存在交叉反应性。
因此,大多数人已经具备先天或交叉免疫,因为他们已经接触过同一病毒的变种。
由于B细胞形成的抗体(IgM和IgG)仅占我们免疫系统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抗体百分比仅为5-10%时,仍然可能存在群体免疫。根据我们是否具有这些抗体来精确评估疫苗的功效——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之所以大多数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没有临床反应,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足够强大。增强自然免疫力才是一个更合乎逻辑的办法。预防是一项重要但没有得到充分强调的关键:保持健康、全面的营养补充、户外锻炼、不戴口罩、减轻压力、以及增加情感和社会交往。
社交隔离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社交隔离和经济损失导致的抑郁、焦虑、自杀、家庭暴力和虐童现象在不停增加。
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交和情感的投入越多,对病毒的抵抗力就越强。相反的,封锁和隔离更有可能造成致命后果。
隔离措施还导致许多老年人由于被迫呆在室内而缺乏锻炼。然而,充分的锻练对增强认知功能、减少焦虑和抑郁、改善身体健康水平、精力水平、提升幸福感,以及总体生活质量都有积极影响。
保持社交距离引起的恐惧、持续性压力和孤独,已被证明对心理和综合健康状况均有负面影响。
既然如此,难道说这个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且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找不到任何治疗手段吗?
事实上,真正的死亡率比预期低很多倍,也就是正常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0.2%)。
因此,统计出来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似乎仍然是虚高的。
死于新冠肺炎和死时患有新冠肺炎,是有区别的。通常情况下,人类会同时携带多种病毒和潜在致病菌。考虑到大多数重症患者都患有其他病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感染新冠肺炎就是死亡原因这个结论。然而,这一点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几乎没有考虑到。
哪个群体最脆弱可以很清楚地确定。绝大多数死者都是80岁以上高领。大多数死者(70%)年龄在70岁以下,并伴有潜在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肺病或肥胖。而绝大多数感染者(>98%)没有或几乎没有症状,自行痊愈的也不在少数。
同时,对于那些确实出现严重病症的患者,可以使用一种负担得起的、安全且有效的疗法,即羟氯喹(HCQ)、锌和阿奇霉素(AZT)。迅速应用这种疗法就能让患者康复,还能大概率免去住院治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不会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种疗法的有效性已被同行的临床经验所证实,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这与一些国家(如荷兰)的理论批评(用双盲研究来证明不足)形成鲜明对比,但就是这样的批评甚至导致了对该疗法的禁用。《柳叶刀》上的一项荟萃分析因无法证明羟氯喹的作用而被撤回。但批评该疗法的文章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且三分之二的作者存在利益冲突。即便如此,大多数基于这项研究的指导方针仍然没有改变……
我们对此充满强烈的疑惑。
一群每天都要接诊新冠患者的美国医生,组成了「美国一线医生」,并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该发布会的观看次数已有好几百万。
马赛地中海感染研究所(IHU Méditerranée Infection)的Didier Raoult教授早在4月就提出了这种有前景的联合疗法。荷兰全科医生Rob Elens也用羟氯喹和锌治愈了很多病人,因此呼吁他的同事们进行自由治疗。
最明确的证据来自瑞士的流行病学追踪随访:使用该疗法与不使用该疗法的死亡率对比。
从媒体曝光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照片来看,患者呼吸极度困难且需要进行人工呼吸,即使是看的人,也能感受到那份痛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由过度的免疫反应和肺血管血管内凝血引起的。使用血液稀释剂和地塞米松,以及不要使用呼吸机,因为使用呼吸机被发现会对肺组织造成额外的损害,这意味着,新冠肺炎可怕的并发症实际上也不再是致命的。
因此,新冠不是一种致命性病毒,而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
传播
在封闭、不通风的房间中,存在滴漏感染(仅适用于患者咳嗽或打喷嚏)和气溶胶传播。因此,在露天环境中不可能会感染。接触者追踪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健康的人(或无症状携带者)实际上无法传播病毒。因此,健康的人不会威胁到彼此。
而病毒会通过物体(如纸币或硬币、购物或购物车)进行转移的说法,也尚未得到科学证实。
以上所述都在强烈地动摇保持社交距离和强制健康的人戴口罩这一整个政策——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口罩
口罩适用于需要接触经证实的高危人群或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环境,以及医疗环境/医院-养老院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口罩能降低通过打喷嚏或咳嗽造成飞沫感染的风险。但健康的人戴口罩对阻断病毒感染的传播是无效的。
戴口罩还有副作用。首先很快就会缺氧(头痛、恶心、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其影响与高原反应相似。我们现在每天都能听到病人抱怨由于戴口罩而出现头痛、鼻窦问题、呼吸问题和换气过度。此外,在口罩内累积着的二氧化碳会导致有机体毒性酸化,从而影响我们的免疫力。一些专家甚至警告说,如果口罩使用不当,病毒的传播反而会增加。
我们的《劳动法(法典6)》规定,二氧化碳百万分比浓度(通风的工作场所)不应高于900,特殊情况下最高可以为1200。但戴口罩一分钟后的毒性最小值就远超这些最大值三到四倍不止。因此,戴口罩就相当于呆在一个通风极差的房间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威安全专家不建议工人在没有全面的医疗心肺测试文件的情况下,不恰当地使用口罩。
医院的手术室是无菌环境,虽然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但那里有精确的湿度/温度调节,还会时刻监测氧气流量,从而能满足严格的安全标准。
第二波疫情?
比利时目前正在热议第二波疫情,其结果是使防疫措施进一步收紧。然而,通过进一步审查比利时健康研究所(Sciensano)的数据(2020年9月3日的最新报告),尽管自7月中旬以来,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但这段时间内的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没有增加。因此,这不是第二波疫情,而是由于检测数量的增加而产生的所谓的「病例化学反应」。
虽然住院人数或死亡人数在最近几周出现了短暂的小幅增长,但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近期是酷暑期。此外,绝大多数死者仍然是7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
这表明,针对劳动人口和年轻人采取的措施比例,与预期目标并不相称。
绝大多数检测呈阳性的「被感染者」按年龄段来看,属于活跃人口,由于免疫系统功能良好,这些人不会出现任何症状或症状有限。
所以,情况无变——高峰期已经结束了。
强化预防政策
与政府迄今为止大力推行过的最低限度政策相比,防疫措施极其不严谨。如糖税和禁止(电子烟)等这种有充分理由才被政府采取的措施,使健康食品、锻炼和和社会支持网络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并得到了广泛普及。我们错过了制定更好的预防政策的机会,这一政策本可以改变各阶层人口的心态,从而在公共卫生方面产生明显效果。目前,只有3%的卫生保健预算用在预防上。
希波克拉底誓言
作为医生,我们是立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
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
我不会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权和公民自由,即使受到威胁。
但现行措施在逼迫我们违背上面的誓言。
其他健康专家也有类似的职业守则。
每一位医生和专业医疗人员都认为,连「首要不要伤害病人」这一条原则可能也会因现行措施和可能引入的通用新冠疫苗而守不住,新冠疫苗未经过广泛的长期测试以确保其安全性和长期无副作用。
疫苗
对流感疫苗接种的调查研究发现,有效率超过50%的疫苗,我们在10年内仅成功研制出三次。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有效率非常低。对75岁以上的人群几乎不存在疗效。
正如我们每年在流感病毒的病例中看到的那样,由于病毒在不断进行自然变异,疫苗最多只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之后每次都需要新疫苗。未经试验的疫苗走的是紧急程序,对于可能造成的损害,制造商已经获得法律豁免权,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希望把病人当作小白鼠。
在全球范围内,因接种疫苗而引发的损害和死亡预计将达70万例。
如果95%的人实际上对新冠病毒是无症状反应者,那么叫这些人去承担未经测试的疫苗的风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媒体的作用与官方宣传计划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报纸、广播和电视似乎不带一点批判立场地站在了专家小组和政府身后,但那个位置,恰恰是新闻界应该提出批评、防止政府进行片面沟通。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新闻媒体更像是在宣传,而不是在客观报道。
在我们看来,媒体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客观且中立地报道新闻,以发现真相和批判权力控制为目标,同时也为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开放表达的平台。
这个观点是能得到新闻道德准则支持的。
小编注:上图来自比利时新闻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原则守则(1982)》,其中第2条为事实;第4条为尊重意见的多样性;第11条为独立性。
根据官方的说法,封锁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媒体全都站在了支持封锁这一面,让持异议的个人以及专家很难表达不同看法。
与封锁不同的观点或是被忽视,或是被群嘲。我们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公开辩论,没有看到可以表达不同观点的地方。
我们也惊讶于许多科学专家和权威人士的视频和文章被社交媒体删除了,而且还在删除中。我们认为,这不是会发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会造成目光狭隘,使所有人成为「井底之蛙」。这个政策还自带瘫痪效果,在社会上滋生恐惧和担忧。在此背景下,我们反对在欧盟审查持不同意见人士的意图!
政治家和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描述没有给形势带来任何好处。战争用语开始流行起来,而这类词本来就不匮乏。经常会提到的说法是,这是一场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战争」,而敌人必须被「打败」。媒体上高频出现的「前线的战疫英雄」和「新冠受害者」等短语,以及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对付一种「致命性病毒」的观点,进一步加剧了大众的恐慌。
数字炸.弹在时复一时、日复一日地对大众进行无情轰炸,已经引发了大众真正的恐惧心理。但这些数字没有进行过任何解释,也没有将它们与往年的流感死亡人数进行过比较,更没有将它们与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比较。这不是信息转播,这是操纵。
我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表示遗憾,该组织呼吁通过前所未有的媒体审查来压制信息疫情(例如压制所有与官方话语不同的意见,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专家的意见)。
我们在此迫切呼吁媒体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要求举行公开辩论,听取所有专家的意见。
紧急状态法 VS 人.权
善治的一般原则是要求政府的决策须符合较高的法律标准,也就是说,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都必须符合《欧洲人.权公约》(ECHR)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只有在危机情况下才允许政府进行干预。换句话说,自由裁量决定必须与绝对必要性相称。
目前采取的措施已经触及干涉他人行使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思想自由、良心和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受教育权等。因此,政府必须保障公民受《欧洲人.权公约》保护的基本权利。
例如,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2)条,只有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家经济福祉、保护公共秩序和预防刑事犯罪、保障健康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采取必要措施时,才允许干涉私人和家庭生活权,且干涉所依据的法规文本必须足够明确、有预见性并与所追求的目标相称。
预计会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新冠疫情似乎能触发这些危机条件,引导紧急政府的建立。既然现在客观事实显示出与预测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么无法采取其他行动的条件(如遇紧急情况,则无时间进行彻底评估)不再成立。虽然新冠病毒不是感冒病毒,但也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其死亡率与季节性流感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公共卫生不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所以,根本不存在紧急状态。
现行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
至于新冠措施的公开讨论的意义,除了为新冠肺炎患者争取更长的寿命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影响全体人口健康的其他因素。这包括社会心理伤害(抑郁、焦虑、自杀、家庭暴力和虐童的增加)和经济伤害。
如果我们把这种附加损害考虑在内,现行政策是完全弊大于利的,就像谚语所说的,「杀鸡焉用牛刀」。
而政府把健康作为实行紧急状态法的借口,也让我们感到震惊。
作为医生和健康专家,面对一种危害性、死亡率和传播性接近季节性流感的病毒,我们只能拒绝采取这些弊极大于利的措施。
因此,
1、我们要求立即停止所有措施。
2、我们对目前只会闭门开会的顾问专家的身份,提出质疑。
3、继新冠调查委员会2020(ACU)之后,我们呼吁深入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及利益冲突对该组织的可能影响。这也是抗击「信息疫情」的核心,即反对对媒体上所有的异议进行系统审查。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转发这封信
我们希望向专业协会及其他医护人员发起公开呼吁,希望他们就现行措施各抒己见。
我们提请关注并呼吁进行公开讨论,让医护人员也能够敢于发表意见。
通过这封公.开.信,我们想要指出的是:继续执行现行的封锁政策是弊大于利。我们呼吁政客们在推行政策时,始终带着促进最佳健康的目的,独立而批判性地了解现有的各方面的证据,包括从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那里收集证据,只要这些证据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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