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给人的印象是即使在危机时期也反对政府干预。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我立场的严重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会想起Russ Roberts和John Papola写的RAP：《经济学世纪之战：凯恩斯vs哈耶克（第二回合）》。虽然这首歌的背景是美国经济大衰退，但换一个背景，也是成立的。

凯恩斯Part：

那你说失业问题要怎么办？

你一直都在逃避这个问题吧？

难道要袖手旁观

直到市场恢复平衡？

哈耶克Part：

我没有这样主张，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质疑的点是谁在为谁做计划？

我可有自行规划，或交给你来计划？

支持在危机期间采取大规模政府应对措施的人，都是相信「交给你来计划」这条路子的，他们的想法是：在危机期间，中央集-权可能是有益的。然而，虽然我充分理解，在紧急情况下各级政府确实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官员和机构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得很糟糕，哪怕这些活是他们必须做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个。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官员会出现系统性决策失误。可笑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影响他们决策反应的问题，在经济低迷时期会消失。此外，在危机期间，政府官员通常喜欢端着「一刀切」的心态，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扩大权力的机会，虽然他们的权利已经很大了。

更重要的是，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政府规模很庞大，而且过度扩张，以至于他们想不出适当的应对措施。政客们的这些行为模式就是我经常对所有政府干预的建议持怀疑态度的原因。

以新冠危机为例。这种新型病毒导致经济停滞、民众死亡以及恐慌情绪蔓延。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那些据称专注于应对此类危机的机构的官员，压根没有做好准备。从而出现各种误报。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疾控中心的官员前一天还在跟我们说不需要戴口罩，但第二天又说我们应该戴，然后第三条我们就发现了，疾控中心的这些官员分明清楚得很，我们应该一直戴口罩的，但他们不想让公众知道的原因是，担心口罩的流行会让医护人员那里出现供应不足。

经过这样拙劣的欺骗后，真有不少美国人质疑戴口罩。说一下，我是不怀疑戴口罩的有用性的（首先，我认为戴口罩是我们在出家门后也能过上正常生活的保票，更不要说我对口罩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作用深信不疑），但我现在觉得，嘲笑那些对戴口罩半信半疑的人，也不太好。

在经济方面，议员们立即开始讨论刺激性支出，以及大规模政府支出的必要性。糟糕的是，经过10年的经济发展后，我们深陷赤字，开支已经逼近1万亿美元大关。在巨额赤字的基础上增加巨额支出，再加上无资金支持的债务激增，这是一个可悲的前景——即使人们同意在紧急情况下，联邦政府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大把花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纳税人的钱不应该托付给政客。许多像我一样的人都警告过，之所以要减少预算赤字和债务，众多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可以在危机时期部署不小的支出。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联邦政府和掌握财政大权的议员们甚至拒绝施加一条财政法规。

就没有什么支出是他们不喜欢的。此外，即使上述双方在花钱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最终总会达成一项协议给彼此都送去更多的钱。因此，大家应该理解我不信任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在没事的时候都负不起责任，又怎么能在困难时期带领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呢？

此外，当危机来袭时，这些在经济景气时期拒绝削减开支的立法者们，在经济衰退时只会用一招，貌似他们也只知道这一招：用支出和印钞来刺激经济。呵呵，哪怕我是凯恩斯派，我都知道在这次的新冠危机中，这么做是不管用的，因为刺激一个要求人们不消费并阻止生产者生产的经济，是没有意义的。

即便到了今天，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开放，立法者似乎也无法设计出能够真正帮助民众的政策。只会不断地谈论刺激支出对于支撑经济的必要性，这也太令人失望了。有人可能赞成这样一个主张：从实体经济中取出钱来，但在花钱之前要经过政治程序，以使花掉的每一美元都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冲击。但即使是这类人，在看过有关这个问题的经济文献后，现在也应该醒悟过来了吧。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和乔治梅森大学莫卡斯特中心（Mercatus Center）的同事Jack Salmon发现，

自那（2009年）以来进行的、有关财政乘数的「大多数」实证文献都发现，是政府的额外支出导致了经济乘数，估值范围从较低的约0.2到最高的约0.9不等……将20多个学术研究的结果相加，我们算出，平均乘数的低值为0.31，高值为0.66。

_{小编注：财政乘数是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三个乘数的统称，乘数就是GDP的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最初注入量之间的比率。财政乘数等于1的话，就表示政府每花10亿，就会让国家的GDP增加10亿。这个概念在1931年由凯恩斯的学生理查·康恩（Richard Kahn）提出。}

还有，尽管学术界确实发现了这样的例子，即政府支出的资金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只要你不管未来必须提高税收来填补这些支出的事实），但以美国的条件，现在其实并不利于政府支出获得高回报。原因是，我们负债太多，且已经实施了太多次刺激性支出计划。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相信政府。无论立法者做什么，即使他们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做决策的机器本质上还是政治性的，因而会受制于特殊利益的影响、知识的局限性和路径的依赖性。

政府决策的路径依赖问题，我刚刚开始探讨。好像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危机，政府官员的工具箱里就只有那么几个工具。他们总是用他们以前用过的、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些工具包括花钱、印钞、救助公司、限制自由和扩大政府权力。而它们又都是在疫情期间、大衰退或适度衰退、恐怖袭击之后以及卡特里娜飓风等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用来用去的「工具」。

就用薪酬保障计划（PPP）来做例子吧。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新主意，但如果没有小企业管理局，立法者们是想不出来的。而小企业管理局本身就是一个以无法有效应对灾难而闻名的机构。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只是在为「小企业」设计一个项目，所以无法跳出「小企业管理局」的官僚主义框架思考问题。

同时，立法者在设计薪酬保障计划时也受到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大型餐厅和连锁酒店也成了「小企业」。当然，这个计划还存在着严重的「一刀切」心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那些熟知官僚主义游戏规则，且有足够人脉的公司，拿到申请表并获得救济金。而那些没有人脉、人力或渠道的，只能干等着。

关于政府有多失败，我还可以列举更多。但最重要的是，当掌权数十年的那些政客向我承诺，这次的情况将有所不同时，我不可能忘记他们所有的失败。遗憾的是，他们从来没有不一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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