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统计学教授说，因为新冠病毒，你乘坐商业航班的死亡几率至少增加了44倍。以前，你的死亡风险可能是3400万分之一，那现在是77万分之一（中间位子不坐人）或54万分之一（中间位子坐人）。

虽然算这些东西的作者Arnold Barnett在文章里强调了他的计算很「粗略」，但就在美联航和美国航空宣布计划重新开售中间位子时，他这篇未经审查的论文「恰好」就发表了。而他在文章里假设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1%，比研究人员把未观察到的轻微感染都考虑进去的死亡率，还至少高两倍。

但这是一种理智的看待事情的方式吗？衡量你在空难中死亡的风险并不等于衡量你坐飞机旅行的全部风险，这不还有被飞机餐噎死的风险嘛。不要老想着你在做得事情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每年因楼梯事故而住院的美国人有100万；高尔夫球手一生中被高尔夫球伤到需要接受治疗的概率高达70%。

1月底和2月初的时候，我曾说过新冠病毒会带来的心理挑战。公众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寻找对随之而来的新事实的看法。我们的媒体仍然把每一个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视为政治领导的失败，但这个标准却没用到交通事故、心脏病或流感上。标题党称确诊病例数量的上升证明各州重启「过早」。这种说法没有意义：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各州重启，病例肯定会增多，因为疫苗还没有出来，而病毒也没有灭绝。

当然，公共政策肯定也存在问题。为了应对每年都会爆发的流感，美国的医疗系统规模已经扩大了，在流感特别严重的年份（比如2014-15年），10万美国人中有70人需要住院治疗，平均住院天数为6.3天。但到目前为止，10万人中有107人因新冠肺炎而住院，平均住院天数则有11.2天。无论是感染了新冠还是其他疾病，美国人都希望能得到一定时间的有效医疗服务。值得肯定的是，不管红色（共和党）还是蓝色（民主党），当选的领导人的真正目标都是——让医院继续营业，而不是零感染。

当公共利益得到保障时，他们就会屈从于民众的要求，让民众自己做决定。但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上了年纪的，想法肯定不一样。一个住在郊区平房里的家庭，和一个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高层公寓里的家庭，对于同一件事情肯定也有不同的感受。

政治家存在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当替罪羊，他们会因为民众自己做的决定而受到过多的指责。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确诊病例确实处于失控中，但是，由于地理和人口统计学的差异（美国人口比德国人口年轻近10岁，而且更加多样化），这样比较其实是很难的。此外，情况也是动态发展的：美国民众会自己去消化信息。所以，口罩又要戴上了；去酒吧的计划被搁浅了；政客们觉得恢复一些强制性措施也是可以的。

也许来个联邦政府制定的方案可以解决吧，但还没有看到啊。《大西洋月刊》刊登过一篇极其荒谬的文章，里面说，要不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不靠谱，新冠肺炎可能已经在中国得到了遏制。搞笑吧？早在中国医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互相警告病毒的存在之前，这种病毒就已经在法国巴黎、意大利都灵和米兰出现了。

_{小编注：《大西洋月刊》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之一，是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的、有艺术感的态度。}

我们的媒体喜欢笼统地讲保持社交距离；而专家们更喜欢谈论具体的「非药物干预」。所以，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些干预措施的哪些组合真正具有成本效益。我们还缺乏实施其中一些措施的政治意愿和法律权威。这样的话，民众怎么可能会好好遵守。但我们也被一个关键的变量难住了：新冠疫苗什么时候会出来？正如成本效益专家Cass Sunstein说的那样，封锁的成本迅速攀升，最终会比新冠病毒本身更具破坏性。某些岛屿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可以说，但美国对新冠病毒零传播的期望总是与疫苗开发的时间表不同步。

美国人还忽视了自己的多样性。本周，许多家庭冒着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去重新开放的迪斯尼乐园玩，迪斯尼之于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无法完全理解。全国的报纸都在报道各地机场起死回生的故事。《丹佛邮报》采访了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他们也冒着感染的危险，坚持在周末飞去拉斯维加斯。而他们在坚持中的唯一妥协是隔离10天，然后再去见孙子孙女。

这样的故事，流行病学家是很不高兴看到的。谁才是真正的有感染风险的人，以及谁才是真正有风险感染别人的人，被颠倒了。但是，美国是一个由人民组成的国家，而不是流行病学家组成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