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肖万，这位前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官，上周被拍摄到谋杀乔治·弗洛伊德。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位警官有17起严重不当行为的投诉。这使他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10%最坏的犯事者之一。他的投诉五花八门，从暴力执法被点名，到在公共场合使用有损人格的、不专业的语言，再到他将武器对准儿童等。

但肖万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麻烦。

在过去的几年里，平民已经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提起了2 600起不当行为投诉。其中只有12起（约0.46%）是对警员做出了实质的纪律处分，最严重的处罚是停职一周。不仅仅是明尼阿波利斯，在全国范围内，平民投诉导致纪律处分的比例低得惊人。违规者受到严厉处分、开除或指控的比率实际上为零。

2019年的一篇论文研究了5万份市民对芝加哥警员的投诉，看看这些投诉能否成为判断谁是好是坏的指标。结果很明显：投诉最多的警官往往引起重大民权问题的可能性最高。但他们很少被开除。

例如，2014年芝加哥警察枪杀一名17岁手无寸铁的男孩的事件，就平民投诉而言，其中一半投诉声称警员滥用武力。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烂苹果”，但你不能把它们剔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错误，不能把像肖万这样有明显风险的人给踢出执法系统。尽管也有很多善良的、有责任的警员，但现行秩序的衰退让所有人都感到失望。

一个关键原因是所谓的“有条件豁免”的法律原则。这可以追溯到1967年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该案件规定，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免于承担个人责任，这也适用于警察。换句话说，如果警察在逮捕时侵犯了公民或者入侵了公民的家，公民不能起诉他们，因为严格来说，他们是在执行公务。

最高法院确实做出了让步，即如果警察和政府人员的行动违反“明确确立的法律或宪法权利”，他们将不受有条件豁免的保护。但这很难证明。多年来，当平民受害者试图起诉警察的不当行为时，法院通常会站在警察一边。其论点是，无论警察违反了什么法律，都没有违反“明确确立的法律或宪法权利”，因此警察受到”有条件豁免“的保护。

这里有一个荒谬的例子：

2013年，弗雷斯诺警方突袭了一处涉嫌参与赌博活动的住宅。他们缴获了27.5万美元，但只记录了5万美元作为证据。其余的22.5万美元神秘地消失了。

涉事警察被起诉，但令人感到荒缪的是，法院裁定“没有明确确立的法律认为警察在盗窃根据搜查令缴获的财产时违反了宪法……”因此涉事警察受到了有条件豁免的保护。

是的，你现在该明白了。甚至最高法院现在也承认，有条件豁免已经走得太远了。

在2018年的一个案件中，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写道，有条件豁免权是“执法人员的绝对盾牌，削弱了第四修正案的威慑作用……它告诉警察，他们可以先开枪后思考；它告诉公众，明显不合理的行为可以不受惩罚”。

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2017年的一份意见书中也表示，“对我们的有条件豁免判例越来越感到担忧”。

只要对执法人员”有条件豁免“持续，它就会继续被滥用。

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贾斯汀·阿玛什本周宣布了一项新的法案，即“终止有条件豁免法案”。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系统性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警察工会的存在（理论上）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警察。像任何工会一样，他们协商工资、工作条件等问题。但工会的干涉总是太过了。例如，警察工会与市政府谈判合同，明确禁止警察的职业生涯受到平民投诉的损害。

工会认为，对警察的投诉总是虚假的或夸大其词的。工会规定，投诉必须经过一个高度官僚化的调查过程，并受到工会的密切监督。因此，工会保护警员不受审查。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投诉持续的情况下（明尼阿波利斯市约占0.46%），工会保护警员不受任何严重的惩罚。

在纽约市，警察工会和市政府谈判的合同中，有近20%是关于纪律程序和不满的。

例如，第16条第8款允许警官在某些情况下删除其纪律记录。第21条为一位被指控有不当行为的官员，提供了长达数页的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警察即使被拍下犯罪，也经常会“带薪停职”，不会面临审判，只会得到轻微的惩罚（之后可能会被删除）。

在巴尔的摩和克利夫兰，工会合同要求删除大部分纪律记录。

工会还确保那些受到纪律约束的警察有多种选择，可以推翻对他们不利的裁决。

这样的麻烦使得铲除”烂苹果“变得异常困难。

维多利亚大学的经济学者罗布·吉尔莱佐（Rob Gillezeau），研究了警察工会化和平民杀戮之间的关系。根据他的分析，一旦当地警察局成立工会，平民被枪杀的人数就会大幅增加。

这是相当讽刺的。但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了警察工会是如何具有破坏性，并最终导致平民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