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缓慢前行的趋势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担忧。因为根据他们的发现，自1975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不仅越来越慢，还越来越弱。而且每次都是如此，这一次的恢复时间总是比上一次更长，这一次的复苏速度也总是比上一次更慢。虽然75年以后，危机的出现次数比75年以前更频繁，但每一次的危机程度都更低一些。不过，关于1975年以来的危机和复苏情况，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在每一次衰退结束时的债务都会比以前高出许多。

全球债务规模正在快速扩张。国际金融协会（IIF）今年一月公布的周报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升至27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2019年增长17万亿美元，增长幅度为6.5%。275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即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365%。然而本月，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最新测算认为，2020年全球债务应该增加了24万亿美元至28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规模的3.5倍。

可能有人会说，2020年本来就特殊，都是新冠疫情惹的祸，只要疫情过去，这些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但事实是，全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在疫情来袭前，债务风险「灰犀牛」就已经成型。债台高筑成为近年来不少欧美国家的常态，新兴经济体的债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还是来自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球债务规模已经相当于全球GDP的322%，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还要高出40个百分点。此外，2020年的比例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35个百分点。而在2008年和2009年时期，全球债务占世界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幅只有10%和15%。

所以，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全球债务问题而言，只能算「雪上加霜」。我们已经见证了现代历史上最庞大的债务，而债务仍将有很大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十分复杂，且必与债务动态相关。

形势如此严峻，我们要怎么应对呢？目前，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各国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业内建议，各国应综合平衡化解债务风险和推动经济复苏，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降低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

但在我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业内」，要想让经济真正复苏，我们必须阻止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对危机起源的错误分析，以及用烂了的那几个解决方案所带来的不正当刺激竞赛。我同意瑞典思想家、经济学作家约翰·诺伯格（Johan Norberg）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世界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两个主要因素是自由市场和开放。创新、实验、创造和分享的自由，必须有正确的激励机制才能激发出来。

几十年来，各国政府和央行一直忽视事实，将经济问题视为需求问题。只要发生危机或衰退，各国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这一定是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的。基于此，政府随后又马上认定私营部门不愿意或不能满足经济的实际需求。这依然是缺乏依据的，因为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公司或公民的投资或消费低于其所需。可以看出，政府做决策的整个前提是，公司的投资「不够」。但这个「不够」是跟什么相比得出来的，又是由谁决定的？答案很明显不是么？从泡沫和产能过剩中收益颇丰但从不承担后果的政府啊。

别说预测泡沫了，政府和央行甚至从未意识到供应过剩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多数政府只是将债务、供大于求和泡沫视为实现更大利益的道路上必须做出的附带牺牲——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经济增长，才是王道。

这就是经济危机或衰退会被误诊的背后原因，政府太过执着于不惜一切代价维持GDP或拉动其增长，以至于不管不顾其组成部分的质量。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学生们解释的那样，GDP是唯一一个做做数学题就能算出来的经济指标，把你的支出和你的收入相加就可以了。所以，GDP膨胀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通过政府支出和更高的债务驱动型支出，就可以了。

当债务达到其目的，即为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并使经济增长时，债务就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同时，效率、创新和技术又反过来使我们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反之，当我们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政府刺激和流动性注入，鼓励了不当投资、阻止了技术替代时，信贷的良性循环就会变成非生产性债务的恶性循环。

明明可以良性的循环硬生生被搞成恶性的，各国央行又会怎么为自己辩护呢？他们说自己不是为了降息而降息，而是为了市场，利率的下降反映的是私人部门的需求。真的吗？他们是从哪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怎么调查的，什么时候调查的？私营部门是哪些部门？是靠裙带关系发家的公司还是那些本该淘汰的或者债台高筑的公司？退一万步讲，如果低利率和流动性注入真的是市场的需求，那为什么不让市场自己决定利率和流动性，反倒还是要让央行指点江山呢？

我想，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消费者要求过通胀吧，但依然有不少政府觉得有必要「提高通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印出来的新钱的第一批接受者，但又能马上转手出去，所以也是唯一真正能从通胀中受益的。别眼馋那些「上头有人的」，即使是有裙带关系的部门也是没办法从通胀中完全收益的，通胀到最后还是在割穷人的韭菜，逼着人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和进口费用。

这就是政府玩的把戏，每次碰到危机就是套老模板，由于总是不去找真正的原因，只是简单粗暴地做出同样的诊断，因此完全吸取不到教训，也积累不到经验，积累的只有错误，最后只能一次次重蹈覆辙。难怪经济复苏的步伐会变慢、变弱，伴随着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债务了。这当中，有四点原因在作祟。

首先，各国政府坚信问题出在需求不足上，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好是自命不凡的他们自己，至于解决方案，用税收和通胀到储户那里为需求筹钱就可以了。搞定了需求之后，又怎么来提振GDP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堆有的没的，弄几个很能唬人的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在短期内刺激GDP的支出。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噱头，基建当然需要，但问题出在各国用基础设施作为掩饰增长的借口的时候。搞基建也是需要方式方法的，不惜一切代价搞基建，会进一步累积巨额债务并使经济活力下降、发展势能减弱。

其次，向需求倾斜的政策正在养着那些本该被淘汰的部门，而且可能会一直养下去直到天荒地老，这损害的可是储户、薪资和生产部门的利益。想不通为什么政府总是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去补贴和支持效率低下的人？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保住他们认为有效的东西并保住那些效率低下的人的工作。要说他们「养闲人」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什么又坏又毒的心思，那倒也不是，他们只是想要永远活在过去，因为过去那一套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

再者，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和低利率恰恰又可以间接补贴效率低下者。最早开始接受并受益于「非常规货币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的国家，肯定是负债最多、生产率最低的国家。所谓「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指当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受阻、货币政策失效、经济增长面临长期萧条时，采取的以修正市场利率预期和恢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目标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这类政策通常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在一定条件下维持低利率的政策承诺；第二，超常规模基础货币的注入；第三，直接参与长期信贷和资产市场。各国在实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中，几乎都是上述三类工具的融合。

然而，非常规政策工具是无奈之选。在非常规政策之下，各国央行既是最后贷款人（提供紧急信贷额度以缓解信贷和流动性紧缩），也是最后的买家（直接资产购买计划以提升风险偏好）；用美联储（FED）的话来说，就是「倾尽所有」。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谁将为这些慷慨的货币政策买单」——无论是必要的还是非必要的。

资产购买计划与史无前例的信贷和流动性扩张，可能会对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规模过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买入即失灵」的定价机制故障；再比如，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资产购买计划会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永久性扩张，而过度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会导致货币供应大幅增长，引发对货币贬值的担忧，进而给汇率带来压力。这将造成的最为严重危害，即陷入一场货币抛售、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政府主导的货币和财政过剩时期，生产率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停滞不前。

最后，短期和长期信贷周期的好处均被打破。在创造性破坏几乎被消除的同时，不可持续的低利率也在促进不当投资，至于流动性，都被金融资产和非生产性部门吸收了。

然而，从现实来看，通胀其实并没有像政府想象的那样上升，这是因为，即使他们在努力做着各种控制通胀的努力，技术面和效率面也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且产能过剩会通过不断的再融资永久存在，庞大的流动性和低利率也会使得僵尸企业激增。所以，哪怕利率降到超低甚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再加上所谓的「刺激计划」，入不敷出的企业比例仍然节节高。

还有更多的麻烦

几十年来，侧重于需求的政策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虽然算不上是致命的，但鉴于现在世界上有太多政府在重复同样的政策，以至于出现了根本性的枯竭：利率处于不可持续的低水平；流动性严重过剩；政府几乎榨空了储户手里的钱，然后又想不出新的法子「生钱」，导致没有真正的财政空间。

政府越是跟我们说要多消费、少存钱，经济主体的反应就越弱，原因就在这里。

各国政府和央行在极力否认经济周期，更糟糕的是，它们自认为是能带领经济复苏重现的「英雄」，然后顶着这个头衔在本来温和而完全健康的经济放缓中，硬生生制造出一场危机。求求啦，推动债务驱动型经济只会带来更频繁的危机、更短的经济周期和更突然的衰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