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月28日的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封锁和摧毁经济与人权的想法，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但希望进行全新的社会/政治实验的知识分子，却想得很美。当天，《纽-约-时-报》的记者麦克尼尔（Donald McNeil）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中世纪式铁拳是对抗病毒的答案吗？》

他没在开玩笑。大多数政府都是这样做的，只有少数例外，比如瑞典和美国达科他州。这个结果太令人震惊了，就像我早前说过的，我将之称为新极.权.主义。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封锁还造成了新封建主义。工人/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只为了生存下去，即便如此辛劳却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享有特权的贵族们则靠着剥削别人的劳动为生，然后在山上的庄园里发号施令。

以我一周前在纽约市吃过饭的一家餐馆为例。除了用餐者可以在坐好后摘下口罩外，强制口罩令已经全面生效，甚至连餐馆里的服务员也不能摘下口罩。此外，他们还必须戴着塑料手套。在这里，用餐者享受着食物、饮料和笑声，我根据他们在晚餐时的消费情况估计，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是在家工作的，因此面临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店里的服务员和厨房的工作人员被口罩遮住了脸，他们的声音也被口罩压低了，被迫扮演着似乎可以说卑躬屈膝的角色。他们看起来像是不同的种姓，但不管是不是，社会已经决定把他们当作不洁之辈来对待。封锁已经把员工和顾客之间曾经存在的一种有尊严的平等，以及所有人一起合作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氛围，转变成一个由封建荒谬主义搭建的剧院。

这种转变了的象征意义让我非常苦恼，以至于对我来说，用餐经历已经从一个社交时间变成了一个让我心碎的悲剧场景。想想封锁的主要受害者都是谁吧：工人阶级、穷人、以行乞为生的人、从事艺术和酒店行业的人、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孩子、不能把出勤工作变成在家工作的人。但不幸的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如何看待毁掉他们生活并贬低他们职业选择的那个政策。

与此同时，这些主要的受害者们一般也不怎么玩推特，更不会写什么学术文章，也不懂给报纸或者杂志投稿，当然也无法发表电视讲话。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也是不交税的，以至于他们没法从州官僚机构的公共卫生部门那里得到任何经济上的保障。但他们在室外拼命工作，把食物送到杂货店、把东西送到你手上、在餐馆里分身乏术确保你得到完美的用餐体验。它们穿梭在工厂、在仓库、在田间、在肉类加工厂，也穿梭在医院和酒店。他们是沉默的一群人，这不仅是因为口罩阻碍了他们的流畅交流；更因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在公共事务中的任何发言权，哪怕面临生命危险的是他们。

封锁对于抗击新冠病毒其实毫无作用。这种病毒会像历史上其他同类病毒一样：当我们的免疫系统适应它时，它将成为区域性的（可预测且可控制），并且可以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自然获得免疫。新冠疫苗可能永远不会出来，或者只会像流感疫苗一样部分有效。也就是说：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达到群体免疫。

请你扪心自问一下是谁在承担实现这个目标的重担。不是推特上的事实核查标签，也不是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的合著者们，当然更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们。

群体免疫的负担是由全世界那些依然在外奔波的人承担的，而那些所谓的专业阶层却在家一边做着键盘侠一边干等着。在古普塔（Sunetra Gupta）教授的影响下，我认为这是绝对不道德的。这就是封建。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短期利益凌驾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然后炮制出了一种新的种姓制度。

就像《大巴林顿宣言》在常见问题解答页面解释的那样，

迄今为止的策略已经「成功地」将感染风险从专业阶层转移到工人阶层。

好好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推行这种新封建制度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们此前所有对自由、正义、平等、民主和普遍尊严的关注，转而支持建立严格的种姓制度。哪怕是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和医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第三任总统）、阿克顿勋爵（英国历史学家）和约翰·罗尔斯（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正义理论提出人），也就这样了吧。但我们的医学技术官们，现在只关心在管理社会秩序方面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实验，就好像在实验室里拿小白鼠做实验一样。

当封锁开始时，实验也就开始了。虽然有些群体在做必要的工作，但也有的群体在做不必要的工作。这个医疗程序其实是可选择的，却在可以继续进行的时候被推迟了。这个行业可以继续正常开放，而那个行业必须关停，直到我们有别的说法。这个系统没有任何东西是与我们想要如何生活的现代意义相一致的。

这真的就是中世纪啊，艺术、体育、博物馆、旅行、正常的医疗服务都停了，甚至连牙医都被关停了好几个月。穷人受那么多苦，这不就是中世纪吗？

正因如此，我才会对古普塔教授的呼吁产生最高的敬意，因为她呼吁的是彻底反思我们在病原体存在时处理社会理论的方式。她提出了所谓的「传染病社会契约论」。按照她的解释，这个理论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而是根据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对病原体的了解而内生与进化出来的。我们同意与这些病原体共同生存，甚至在我们努力建设文明、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时代，也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以前那么坚持「人权」和「自由」这一类的词眼？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是不可被剥夺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把它们拿走。我们早就将这些理念融入了我们的法律、宪.法、制度以及我们的誓言、歌曲和传统等公民守则中。对于传染病带来的威胁，我们应该实行的社会契约是：明智地管理它们，但绝不能践踏人的尊严。这样做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免疫系统变得更强，我们所有人都能享受更长久、更健康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仅是那些享有法律特权的人、不仅仅是那些有机会发表言论的人，而是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在几个世纪前就遇到过。几百年来，我们也一直很好地实践着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苛且对基本社会功能近乎普遍的封锁。

但今年，我们打破了这个协议，也粉碎了社会契约。

毫不奇怪的是，对抗新冠病毒的「中世纪式铁拳」也会导致许多社会/政治理解和共识的现代进步的消失。这已经是鲁莽到邪恶的地步了。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封建主义，包括有和无、必需和非必需、我们和他们、被服务者和服务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这些都是由恐慌的独.裁者通过的法令来定义的，而独.裁者的这些法令又是根据冷血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制定的，知识分子可不会放弃用武力统治世界的机会。

最后一句：祝福那些敢于大声疾呼并拒绝随波逐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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